第二十章破碎的幻梦（1973—1975）
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972年间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毛泽东没有在公共场合赞许过周恩来—他不习J质夸耀他的副手—但周恩来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了毛泽东。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如此密切地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也很少像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这样感到迫切地需要周恩来的帮助—可能自长征途中遵义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尚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毛泽东不得不向右转以击退林彪，这使他与周恩来携起手来。他向美国开放门户以对付那些极左势力和军队中的反对派。
周恩来又一次成为当然的盟友。
毛泽东是不愿意依赖周恩来的，周恩来终究不是率性办事。
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人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现象都充满矛盾。
在50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过后，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变得多疑。对周恩来来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多多益善，这与感情用事、刚惶、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同。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爱冲动，他从未排斥于党之外，而毛泽东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川更不像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的人，周恩来不会轻易遭受清洗的危险。
周恩来把毛泽东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指路人，“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恩来以自己特有的语言说。
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日渐不满，便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泽东的专断或猜疑。
周恩来在60年代批评毛泽东时，采取的是一种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紧张而沉闷的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
不过，自1971年后期起，周恩来感到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在深思熟虑后，坦率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再一次作出轰动性的评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白中讲道，“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实际上，周恩来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恩来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恰恰是1971-1972年的两个重要功绩，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执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泽东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1974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有利。对于周恩来来说，更糟的是健康恶化，并且毛泽东对此清楚。
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为一所“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建设军队，而这是彭德怀难以做到的。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我们要顾全大局”尽管周恩来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年，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29个布尔什维克1这就把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的主要时手。
令人难解的是，1972年，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革命。”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有另寻“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的病患者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沽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
1972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泽东想起了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的风。
为了与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为了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还为了淡忘他脑海里“无限忠于”的林彪，毛泽东需要付出代价。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富有革命经验的战士、外交部部长陈毅死于癌症。当消息于1972年1月的早些时候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已经很虚弱，因支气管炎他不停地咳嗽，卧在床上通夜难眠。中共权威人士致辞陈毅的家人和许多政府部门，告知毛泽东将不出席陈毅的葬礼。但是，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手下的职员注意到他烦躁不安，突然说他要去参加追悼会。八宝山公墓大厅没有人想到毛泽东会出席，毛泽东的助手也一片慌乱.他们甚至不能为毛泽东穿戴好衣服，这位最高领导人穿着一身睡衣，也不顾什么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披着一件大衣驱车去向陈毅作最后的致意去了。
在八宝山，毛泽东见到了陈毅的遗蠕，并与她作了简单的交谈:“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也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交谈，借机告诉他，林彪在想逃往苏联时飞机失事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
几位重要人物一见毛泽东出席这次葬礼便站立起来，毛泽东与陈毅的遗婿及其子女作了长谈。的确，陈毅有过40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却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毛泽东只给了他迟到的保护。
毛泽东很少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此刻会到八宝山来?
毛泽东喜欢性格开朗的陈毅，尽管他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的时候，失去一个常常直言相陈的人，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然而，挤满军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诉说着更多的故事。
毛泽东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账。向这位外交部长献颂词，同时他也抚平了军人的情绪。
1972年年中，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幼象，然后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提到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迹。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泽东对这位友好的斯里兰卡人突然谈起在他的政府内发生的迫害和暗杀。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房时，她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将哪一个“两面派”置于死地，并使之声名狼藉。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彪的同情者们都召集到中南海，听候发落。毛泽东准备按他所熟悉的真理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现在毛泽东却主动向一位女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两周后，毛泽东对法国外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泽东对他的法国客人最后说:“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这一评论，似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泽东，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写道。这份文件以编者身份谈到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
在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不过，虽然各派官员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的，毛泽东本人则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绝不会退出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只有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一切人的命运。
1973年春，毛泽东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逐个地接见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101他对他们晓之以理，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到的指责等一些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某某国家像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泽东对待田中角荣首相犹如自己的弟弟。
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一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他对有关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中方的用语)或只是带来了“麻烦”(日方用语)的争论避而不谈。
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毛泽东居高临下，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当他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座时，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边际:“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避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卜??…”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以恢弘的口气总结道:‘旧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它就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有”而一些国家“没有”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
《人民日报》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