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人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并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泽东发现反林联盟把他推向右边太远，便感到有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思想观念的宝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自然”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新的危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罪恶角色。1972年，医生发现周恩来的膀胧、结肠、肺部有癌症症状。nsl这一情况无疑破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正像疾病损害了周恩来的身体一样。
毛泽东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议外，他从不露面。
对毛泽东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或签字呢?此时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竟出来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一起，邓小平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
邓小平微笑着。他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在离毛泽东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谈及邓时说:“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这位学生出身的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还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小平优雅地鞠了个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释自己为何缺课。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几周后，毛泽东让外界知道，自1966年以来邓小平受到了“过于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小平的复出说明毛泽东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病中的周恩来要求邓小平回到领导职位。毛泽东则由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他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马上从于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l’别他表示对林彪的出逃万分愤慨，并问能否参加批林运动。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种报答。毛泽东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强的老将多数是邓小平的伙伴。毛泽东已发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小平(在刘少奇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小平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毛泽东的不佳的健康状况，及分散权力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泽东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都以中南海为中心舞台。与之相反，早些年毛泽东的职员中几乎没有医护人员，只有许多卫士。现在情形倒过来了，卫士少了，医护人员多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与国家的状况紧系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底(如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应他的格言。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泽东真的像一架重型轰炸机，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
人们知道这架特殊的“B-52”燃料快要耗尽，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几个袭人的炸弹，所以用不着害怕(除那些容易被击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望从残骸中渔利者)。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在会上未致一辞。
会议只开了5天，而上一届即1969年那一次会议是24天。
“九大”的召开已足够保密，“十大”则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从未透露。
在会议文件中，不见任何智慧的活力，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覆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控制权力但不管理，其越越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性。其二，在1973年这种时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认为他能执政的人，与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江青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泽东反传统的基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周恩来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20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惶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人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30%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划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哆?”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