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序名，不禁一笑——昨晚与“梁燕同志”通过电话后，睡前想了几个序名，都不甚满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际，又在想，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起初自嘲江郎才尽，什么年代了，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未免太陈旧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感觉嘛！然而那六个字，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
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究竟好还是不好？及至下床，竟决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尽管有种“从前”的气息，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何况，我俩都一眨眼似的，无可奈何地老了。并且，也都多多少少地，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来，已85岁了。
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
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
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实就是事实啊！
从前的他，我最初认识的“梁燕同志”，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习惯说短句。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他常说的是“好”、“听你的”、“就那么办”、“一切你做主”、“没问题”……
如同不分彼此的“铁哥们儿”。
而他大我23岁，按年龄，是我本该尊为父辈“级别”的人。
可我却一向视他为“铁哥们儿”。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将辈分意识冲淡了。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又因为，昨晚前，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们儿”关系已先入为主，成“主流意识”了，只不过再涂上层“老哥们儿”、“老铁哥们儿”的意识色彩罢了。
“忘年交”这种很文气的说法，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
曾经吗？
是啊。自从他退休后，凡25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想我了，会顺便到我家看我，聊会儿天。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挂念他的。他也必常挂念我——这还用说！
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编辑部极受尊敬，那时他已快60岁了，人称“老梁彦”。由于有了位“老梁彦”的存在，当时才50岁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则被叫做“小梁”。
我们“三梁”之间关系很好。非是自诩，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
“老梁彦”退休后，“小梁燕”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升级”，便开始称他“老汉”。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梁”了。
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组编辑，“老梁彦”曾是我组长。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
我们的关系，由是更好。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指标是归在文化部的，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我可以留在部里，也可以选择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则是因为心理上排斥机关氛围，二则是因为喜欢看电影。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我们这一代人，爱看电影的欲望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多了。在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内容少得可怜，看电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后，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要想实现心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即使哪篇小说被北影或其他电影制片厂相中了，自己也不想亲自改。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除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由长影的导演亲自改编的，后来几篇当年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
“老汉”出马，一个顶俩。基本的情况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来的事，从没发生过。
“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然后约我一谈。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少超过一个小时。
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根本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
于是一个星期后，最多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无涂抹。
读后，我照例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
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确实满意。
如果是将要投拍的剧本，自然会再加一句：听听导演的吧。
而到了导演那儿，往往也只不过这儿那儿小改几处罢了。
以至于后来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缺剧本了，主编就找到我或“老汉”的头上，交代任务：有没有合适的小说可改？如果有，尽快进行，等米下锅！
那真是相互愉快到极致的合作！
半句也没争论过。
“老汉”总是特谦虚，每言是因为我的小说好改。而实际情况乃是——我的小说经他一改编，从内容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到对话的个性化、时代气息的传达方方面面，都会有明显之提高。
“老汉”的改编，在以下几点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说使我受益匪浅。
一是他擅长写人物对话。
他笔下的人物，都像他一样，短问短答遂成自然。如果一个剧本中的人物都那么说话，似乎必将雷同。可呈现在剧本中，却并不。何以呢？因为同是短言短语，他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以斟酌，并使之口语化。而短言短语是我不擅长的，口语化更是我的弱项。我笔下的人物，一说起话来，往往书面语的毛病就呈现了。在此点上，他是我的老师。他谙熟各色人等的日常语，我向他学了不少。
二是他的幽默。
那种不经意似的，具有黑色意味的幽默，也是他的长项。我想，这是由于他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目睹了很多现象，虽然自己一向平安无事，但眼见他者命运的无法把握，心有同情，于是由无奈中感受到了黑色的荒诞来。黑色的幽默细胞，我也是有的。但我笔下的黑色幽默，每是刻意创作的。不如他，是笔下油然而生的。
三是他对解放前后各色人等的生活常态，相当了解。
所以在改编我的小说时，他善于补充生活情节和细节，提高原作的生活气息。
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在我看来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过程。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可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
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纲创作。好在他当年已学会了用电脑，否则由60多岁的人来执笔30集的电视剧本，委实是冷酷之事。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白天我还要上班），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
以我的水平看，基本还是一稿定江山。
我的满意程度，远远超出预期。
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所以当年没拍成。
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
大约是4年前，郑晓龙麾下的李晓龙导演终于将剧本拍成了电视剧，更名为《城里城外》。因为故事背景移到了北京郊区，禁忌多多，改动颇大。
但是依我看来，糟蹋了“老汉”的一流剧本了。两位“晓龙”都是我的朋友，心存审查桎梏，他们不得已为之的种种改动，在我和“老汉”这儿，也只有理解万岁了。
而成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黄卡》，今年又有出版社将再版了。那事实上完全是“老汉”的创作成果，作为小说出版之前，我只不过又进行了一番文字加工而已。
我一直当那是“老汉”送给我的一份厚礼。
反正非是什么畅销书，印数有限，稿费不多，我也就从没跟“老汉”客气。
“老汉”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军；1952年转业到了中央电影局办的编剧班；1953年到了中央电影所，当年就赴往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并担任教导员。次年写出了小说《我的叔叔》，那在当年是较出名的小说。
想来，那时他才28岁，与我分配到北影的年龄一样大。
1955年始，他被抽调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工作单位也一直在变——《中国电影》杂志、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时已是1973年，他已47岁了。至“文革”结束，他51岁了。
一位当年极有创作潜力的文学青年，倏忽一下子似的成了半百之人。
他每对我说：“晓声啊，我退休前，咱俩合作那几年，居然成了我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惜到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他说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听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这些年来，我也渐觉自己老之将至，精力大不如前。
每当我有了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大念头，首先会情不自禁地这么想——能再度与“老汉”合作多好！但转而一想他的年龄，便怏怏作罢了。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不但分外愉快，而且简直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再说得实在些，那一种合作，于我是完全可以百般放心地依赖一下的。
现而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
每怅然。甚或嗒然若丧。
“老汉”，“老汉”，你怎么就一下子就85了呢？
你何以老得这么快？
如果你仍处在刚退休时的60岁的年龄，我也再年轻10岁，我们可有多少次更愉快的合作啊！
奈何！奈何！
值我亲爱的“老汉”之创作集即将出版之际，写此序，以纪念我们之间那种弥足珍贵的友情。
“老汉”，你看我一直将对你的习惯性称呼加上引号，证明我是多么不愿面对你已85岁了的事实！
你要健健康康地活到100岁以后！
2011年5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