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十四年的初春,薄冷。
我从哀悼大会走出来，在带着冷意的风里裹紧衣裳，身后的会场里还是一片哭声。
走了没几步,有人在身后叫我：“秋实姐！秋实姐！”
我回身一看，是报社的小郭。
小郭身体瘦弱，是个一向多病的青年。他跑了几步路，就已经气喘吁吁：“秋实姐……呼，呼，大会还没结束，你要去哪？”
我把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回答他：“昨天的稿子尚未写就,回去赶稿子。”
小郭总算不喘了,但是脸上还带着刚才哭出来的泪痕，劝我道：“稿子迟一点写不要紧，先生的追悼会不能错过。”
我呵了呵手,一阵白雾：“你这可说错了。我迟交一天稿子,就少一天口粮。活人饿肚子,这可比哀悼死人要紧。”
小郭一下子变了脸：“秋实姐！你！你！”
“你”了半天，他憋出来一句：“你怎么这样……这么俗！”
俗？我微微冷笑：“再俗能比孙文俗？他这样一个投机者……哼。”
小郭还想再说什么,我摆摆手：“好了，别来教训我。比不得你这样的有志青年，我本就是个无党无派的闲人。参加这什么追悼大会，全因孙文也算是我家长辈老相识。来尽小辈的薄面罢了。”
小郭无可奈何，说不出话。只能看着我走远。
我走出老远,才听见他在背后叫道：“那北伐，你也不参加吗？”
我背对着他挥挥手。
追悼会结束没有多久，四月的时候，借着孙文去世的消息，从北京开始，早已珠联璧合的国共两党，开始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
我每天出去寄稿子的时候，都能看到街上有穿着中山装的学生，或者站在简易的台上，拿着喇叭，声嘶力竭：“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华，雪我国耻！”台下围了一圈各界群众。
还有众多青年男女，一手广发传单，手拉着手游街，边走边齐声高唱：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才不小心流传出来，就在广东街头巷尾广为传唱。
青年们激情昂扬的歌声，带着青春逼人的锐气，汇聚在一起，浩浩荡荡的，盘旋在广东的街头。
这样的锐气，足可使一切凡俗避让。
自五四之后，学生们，青年们，就做了革命的急先锋了。
我还记得当年，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同学们正在欢庆我们孱弱多难的祖国竟然做了战胜国。
可是下一刻，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这些幼稚的弱国少年们：弱国无外交。
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手挽手，拿稚嫩的胸膛顶着军警的刺刀，冲上街头。社会各界都投以支持的目光。
同学里激进人士悬挂起对联，公然嘲讽国府诸公：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火光冲天中，我还记得我身边同学被火光映红的面容：“今日之事若能忍得，我辈岂配称中国之新青年！”
沉浸在回忆中时，我手里也被笑眯眯的一个女学生塞了两张传单。
不过，我已经是二十五岁了。离学生时代，也过去了数年。
最最青春年少的十七八岁，我也不是个太壮怀激烈的人。
如今更是太老了，早就是个俗人了。
叹口气，将传单揉卷，递给一旁到处捡宣传单的流浪儿。
街上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的动静，越发成浩浩汤汤之势。
我为觅得安静，只得抄小路回家。
走了一段路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门里有动静。
今天李妈请假回家了。家里应该没人在。我警惕起来，刚喊了一句“谁”，门噶吱一声开了。
门里立着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女人，对着我微微笑。
我脸色一凝，扭头就走。
中年女人立刻叫住我：“杏儿，你年纪不小了，还闹什么脾气？”
我无动于衷：“不劳小姑姑操心。”
她在背后叹了口气：“小姑姑马上就要走了。你连话都不准备同我好好说吗？”
足下似有千斤重。
半晌，我垂下头：“北伐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小姑姑看我一眼：“孙文刚去世，估计党内还有一些琢磨。最迟不过明年。”
无精打采的进了屋子。
小姑姑皱眉扫了一眼我堆满稿纸、乱糟糟的书桌，什么都没说。坐下，才问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就这么办。”我漠然答道。
“这样一日日，靠一些小报的微薄稿费谋生？”小姑姑摇摇头，忽然凝视着我，神色还似小时候一样温和：“杏儿，小姑姑不是个好长辈。你长了这么大，我却总是有很多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大概是不明白我。
就像我也不明白她了。
“你少年活泼，读书至今，却越来越淡漠。乃至于今天，独身寓居广东，靠稿费辛劳谋生。冷待同学故友，也不对亲戚多说只言片语。明明不过二十又五，做什么摆出百年老朽的世故冷漠来？”
我打断她：“小姑姑，既然明年才开始北伐。那么，没什么紧要的事的话，我还要写稿子。”
小姑姑的脸上骤然现出哀戚来，半晌，低头叹道：“若是过不下去，只管回来。家里的田产”
“我过得下去。”我再一次打断她。
小姑姑看了我半晌，最后，还是坐黄包车走了。
我在门口待进屋去，眼角看到街边转角出来小郭。
小郭这个青年，拖着一身的病体，却总是最有激情热枕的一个人。不像我，冷眼惯了，血总是热不起来。
大约是因为脾气南辕北辙得最多，报社里，他反而一向最关照我。经常带着吃的喝的来看我。
初到广州的时候，没有认识他，大约我真是要饿死了。
不过，他一向对国民革命怀着极大慷慨。我今天说的话，怕刺伤了他。
正想着，就见小郭往我这边走过来。
他苍白瘦削的脸庞上还浮着一点过度激动之后的红晕，站定了，对我说：“秋实姐，你就算不参与我们，也不用这样急着走……你向报社的编辑告了假？”
“你想多了。我只是赶一批稿子，提前得了稿费，就想回去看看我妹妹。”
看起来小郭没有介怀我之前的话。
小郭皱眉：“妹妹？秋实姐，你想通了，要回家去了吗？”
我笑一笑：“不。只是我妹妹嫁到乡下去了。我……她之前嫁人的时候我不在。现在总要去看看她。”
小郭没有多问，只是嘱咐我世道乱，路上一切小心。又问我需不需要别的，只管告诉他。
虽然小郭家境不错。可是他独立出来后，一切也要靠自己。我哪里能再劳动他。只说一切事宜都打点好了，只待不日动身。
小郭提着帽子出门的时候，忽然回身，问我：“秋实姐，你对北伐到底怎么看？”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到带点稚气的脸，微微笑，反问他：“那你对国共合作怎么看呢？”
小郭是因为国民革命鼓舞，新加入国民/党的。他满脸茫然，又带着一点激昂：“能怎么看？虽然主张似有不同，却都是我中国之新党派，秉持中山先生遗志，通力协作，合力北伐，成就我一体之中华！”
说完，他道：“怎地问起这个？秋实姐，莫非你有意参加党派？是国党，还是共/党？你不是对党派都不参与的吗？”
我叹道：“我不参加国民/党，是因为太了解。我不参加……别的，是因为我还不了解。”
小郭摸不着头脑地走了。
我收拾好行李，踏去福建的路时，他临行还眼巴巴地发电报给我：若有回心转意，望与君共赴北伐。
我忍不住发笑，觉得这一派天真的病弱青年有些可爱。又想到年少时的同学，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
就在去年，我十六岁的妹妹，被许给了一户仕绅人家。
这些年，世道太乱了。反反复复，军阀混战。
可能隔一道栅栏，就是两家势力。中国好像活生生被切做了几十块。
可是乡下，大约还能算平静？怎能不平静呢？即使是军阀，即使是袁世凯，无论怎么闹，都也要顾及乡党的。
自民国以后，地方上，就总是由仕绅宗族管着了。说是仕绅，不如说土豪劣绅更为妥当。
早年一心闹革命的民国元老们，除了极少数顽固的革命派，大多，也一个个更富庶起来。
原来富的，称豪了。
原来豪的，称贵了。
原来一无所有的，也成了大腹便便的仕绅。
即使是如我的小姑姑，也渐渐地由被赶出宗族的游女，变成了一方的女绅士，田产佃户商铺俱全。
至于怎么变成的？你问我，我具体也答不出来，只知道，随着仕绅小姐们一届一届离开女学，女学的名声一天天显要，来就读的女学生们家境越来越显赫。小姑姑和我，和女学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来越宽裕。
开始，小姑姑还总是会念着“女学发展，才能救更多张妈”。后来，不念了。她更多地盘算起今年的田产有多少遭了军阀的马队祸害，佃户今年少交了多少租子。
再提到张妈，无非也就是说：“倘若田地不被军阀、洋鬼子的混战所牵连糟蹋，佃户不用被拉壮丁，就能和和气气种田，商人就能安安静静经商。这样一来，就能丰收，就有好经济。张妈们也不会那样悲惨。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却总是还记着张妈不幸的开始，是一场丰收。
倘若没有军阀，没有洋鬼子，她安安稳稳替小姑姑之流的绅士种田，种出了丰收。
而商人们也是和和气气做生意，收米收的米价都贱了。
那么，张妈就不死了？
没有军阀，没有洋鬼子，按照这些仕绅地主有钱老板的指示，叫佃户和和气气种田，商人安安静静经商，张妈真的能好起来？
我那时没有吱声。
我十四岁那年，一天，从外回女学。忽然下雨，天地间瓢泼一片。
我撑着伞，艰难地踩着泥泞赶路。县以下，甚至似县里的路，都是这样泥地。
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
“杏小姐，小姐”雨里微弱幽杳，鬼魂似地。
雨声滂沱，这声音又微弱，我却偏偏听见了。
我转过身去寻觅，只见路边的一株柳树下，泥水里，倒伏着一个有些眼熟的人。
因这份眼熟，我赶紧走上前去，定睛一看，却见果然是小姑姑田庄名下的一个佃户，不知姓名，人人叫他老黄。经常来女学做苦力，送粮食，作女学的学生饭食，权当抵一些租子。
不过今年没怎么来做活。有时候送租子来，也是叫别人替送，还经常缺斤少两。
有时候小姑姑都气得说他一句：“这个老黄，越来越不像话！”
从前他经常来的时候，我还很记得他。
因为老黄相貌太滑稽。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听说是生来秃。眼睛小的同麻雀似的，一口黑乎乎的牙齿，瘦，太瘦，衬的身上沾满泥巴的破衣服总是布条似的晃荡，冬天也半露着胸膛。
女学学生很怕见他。说是有伤风化。
因只有我年纪最小，小姑姑又不忌讳这些，所以每次领着女佣去登记他送来租子的总是我。也就有些熟识了。
不过，他那时还很老实，干活很卖力气，一整天泡在水田，插秧，照顾庄稼，割水稻，舀米，样样使得，租子也从来不缺半两。
今天忽然见到他，我很是吃惊：“老黄！你你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给他撑住伞。
我叫了半天，老黄醒过来了，躺在泥水里，脸色死尸似的，惨白得厉害。微弱地叫我：“这袋是今年的租子，杏小姐”
我这才看到他身边有一袋东西。
“这有什么紧要？你的脸色这样不好。你等一等，我去叫人擡你。”
老黄没有回答。又晕过去了。幸好这里离女学已经不远。我走回去，赶紧叫了几个健壮的佣人，擡了个架子，把老黄擡去女学。
把老黄搬上架子的时候，才发现老黄的肚子鼓得老高。佣人们议论说，老黄害大肚子病了。
擡回女学，小姑姑也回来了。架子被放在院子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
小姑姑看着老黄，和他鼓起的大肚子，皱起眉，以当年叹张妈的语气，叹道：“可怜！”
得了大肚子病，听说是要命的事。而老黄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
小姑姑和阿姨们实在可怜他，就叫他以后不用再过来干苦力活了，租子也只要交三分之一就行了。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还请了个大夫。听说是小姑姑替他掏的钱。
更后来，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老黄送来的那袋米，依旧是做成了米饭。味道不大好，女学生们不喜欢，很多都倒掉了。
大约过了一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人也长得很高了。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
小姑姑和阿姨们打量我的目光，也总是像在看一株亲手栽下，刚刚长起来的树，宽慰极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们都哭了。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春风送行，杨柳行行。女学往外的路上，都是小姑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我坐在马车上，数着树，第一次独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师范读了三年，其间回来过一次。
别的大多淡忘了，只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最一次得到关于老黄的确切消息。
尽管小姑姑替老黄请了一次医，又免去了他三年来一大半的租，老黄还是病死了。
老黄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娘，和一个残疾的儿子，一个小女儿。女学租给他家的地，就没人种了，总收不上租子。
一年也就罢了，两年，三年，总是连一成的租子都交不上来，反而要靠女学接济。
女学不是善堂。没人能种地，就只好把地收回来，另派佃户了。
近年天灾人祸，很多人没了土地，愿意交更多租子租地种的佃户也是有的。
仕绅佃户，谁不说女学慈怜。就连老黄的瞎眼老娘，也只说女学的好。
要是那些土豪劣绅，一定会逼他交足租子，就早早就辞了他，哪里还会又给他药钱，又减租三年。
也是苍天不公，谁叫老黄命不好，竟然得了大肚子病。
不过，虽然如此。那时候，我总觉得有哪里不足，只是说不上来。
……
一路上先是马车，轮船，最后是驴车，走走停停，我把回忆梳理到不知第几次的时候，终于快到了小妹妹的婆家。
我的小妹妹，叫做“桃儿”。
在更早一些，老黄的事发生的一年之前，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腆着脸上了女学的门，说已将我许配给了一户县里的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想将我接回去完婚。小姑姑不答应，父亲竟叫了几个流氓做打手，动手动脚，要将我强行劫回去。
小姑姑怒极，最后是不顾骨肉之情，拿出枪，才逼得那些人离开。
后来打听，才知道父亲做生意亏空，那个总是跟着他做生意的姨娘卷款和别的男人跑了。正巧那户和父亲有过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家，病怏怏的独生子眼看快咽气了，他家想要一个童媳妇冲喜。父亲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原本小姑姑还指望革命成功之后，过得几年，带着我回家去长住。被父亲这么一闹，小姑姑再也没有这个念头了。
只是几个月后，到了秋天，祖母去世了，我们不得不回去奔丧。
家里的老宅陈旧破败了不少，仆人也少了。
父亲这些年行商，先是经营丝绸，后又摆弄杂货，却都遭洋布洋货冲击。洋货越是便宜好使，如父亲这样的做国货的商人的生意便日亏一日。幸好家里还有祖传的良田，算是仕绅之家，靠收租子也能勉强维持。实在不行，退居乡下，做个田舍翁也使得。
弟弟尚且还好，任凭父亲再怎么折腾，他终归是个男孩儿，读书在外，一向成绩不错，再怎么败落，也依旧是个少爷模样。
只是小了我九岁的小妹妹，却裹起脚来了！
小姑姑那时一身孝，拉着同样一身白衣的我，拜完祖母，还红着眼眶，冷冷地站在一旁，只是痛心非常，质问父亲：“什么年头了，时兴的是放脚了！你还给桃儿裹脚？”
这时候那大户的独生子也早就死了。父亲对这门亲事早已绝望了。
他这些年操劳生意，两鬓早白，看起来很苍老，脾气也越发糟糕。
可是祖母棺前，他似乎也温和许多。听了小姑姑的话，没有骂我们多管闲事，只是抽着旱烟，平静地回答小姑姑：“这些年你们在城里闹的厉害，一日三变，又是总督又是总统又是新帝，什么这法那运动的。还不如乡下安稳，还依旧是老派正经，老式人物。我现在想通了，有皇帝没皇帝，还是这么过。你们的‘革命’――不靠谱！依我看来，一切还是照老时候来，最稳妥――至少比你们这些变来变去的稳妥。”
小姑姑涨红了脸，想说些什么。终归说不出口。
他们的革命，也似乎的确局域于廖落几座城中。而情形也确不稳妥――最近又满天下地传谣，说袁世凯称帝才是对中国最好的，鼓吹起复辟来。
父亲说着，吐出一口烟，瞥她一眼：“我看你一辈子，是不婚嫁了。母亲养大我们不容易。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总不能一直膝下荒凉。杏这个女儿，已经给族里说过了已经过了族谱，就当送给你养老也罢。只是我剩下的儿女……我也只剩下一双儿女了。要照我的法子养，自然会很稳妥。不用你费心。”
小姑姑张红的脸僵住了。她一向爱许多的小生灵，自然也爱家里的孩子。
如果可以，她甚至想把弟弟和小妹妹也远远带走。
可是纵然下了决心自此真的再不往来，父亲也还是她的亲哥哥。祖母只有他们一双亲生儿女，而父亲孩子本就不多，现在放走了我，就只剩下弟弟和小妹妹。
弟弟要传家业，家里是决不允许他走，弟弟也没有意愿走。
而小妹妹，她只有四岁，裹着脚，套着绣花鞋，缩在姨娘怀里要吃糖。她年纪实在太小，小到早就认不出两年没见面的小姑姑。一看陌生人要靠近她，就嚎啕大哭。
无论如何，父亲再混账。还是她的哥哥。
她最后也只能喟然长叹。
后来又住了几日，我跟小姑姑要走了。
离开的时候，父亲和弟弟，病姨娘，抱着小妹妹来送行。
父亲似乎想同我说什么，最后又没有说。只闷头抽烟，没有说一句话。
病姨娘抱着小妹妹，一直咳嗽。
弟弟也许是听了父亲什么话，披着孝，神情跟吸大/麻的人一样孱弱，也没肯叫我一声姐。
一行人没有一个说话。只是默默跟在我们后面。
那是此后十多年，我都记得的情景。
天上孤云，一行雁影，地上的草早就衰黄了，虽然树还有一点半死不活的绿芯，但秋风已起着凋落的叶子。放佛天地一下子和人一样沉寂下去了。
这样的凄凉的沉寂里，只有还记得我陪她玩过泥巴的小妹妹，像秋天里还不觉冷的小雏鸟，最后叫了一声：“再见，姐姐，再见！”
再见。再见。我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她。
此后十多年，果然再也没有见到。
大争之世，世上的事闹得轰轰烈烈，我那时在外面，是年少的学生，总在跟着闹。也很少再想起老家。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见过，小妹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也没见过。
“诺，前面就是桑庄。”车夫的嗓门和驴叫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跳下车，站在县城崎岖的土路上。心里还回荡着十多年前小妹妹的声音：“再见，姐姐，再见！”
她现在十六岁了，为人妇也已经一年多了。长成怎么样了？性情容貌如何？我一概不知。
总要见一眼。我一路向人打听，寻罗家的住处——那是小妹妹的夫家姓罗。
打听了一路，才找到最东的罗家。罗家的宅屋，看来是有气派的，似是个家境不差的人家。
门房一听我自报家门，说是林桃的姐姐，就很客气地进去通报，把我领到客房。
看来小姑姑说的桃儿“做了少奶奶了”，“境遇不坏”，倒不全是安慰我。
我坐了一会，才有人姗姗来迟，犹豫地立在门口，叫了一声：“姐姐。”
作者有话要说：抱歉！元旦，最迟到元旦，这本就会完结的！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