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A市爆出了一则反腐大新闻，龚维则被“双规”了。
坊间起初有不少为他鸣不平的声音。一是说他只不过是一名退休干部，从没当过一把手，不属于在职有实权的，二是说他名下的赃款只不过区区二三百万，多乎哉？不多也！
显然为了应对坊间的质疑，市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将龚维则定性为“五毒俱全”的腐化变质干部。所谓“五毒俱全”，乃指买官之事其有（已坐实钱是花了，只不过未达到目的）、卖职之事其有（收过几次钱，帮人将子女塞进公安系统）、贪污之事其有（负责过区公安局的翻修扩建工程，贪占了十余万元回扣）、受贿之事其有（收过不少私企的钱,为他们上下打点谋取利益）、堕落之事其有（经常出入花天酒地的场所，满足淫乱放荡的欲望）。
评论员文章最后指出，龚维则的部分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在退休后多处兼职期间，证明有些干部虽然手中没有实权，但仍可利用过去的人脉搞腐败。从这点来说，惩办龚维则这样的人，等于向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当天晚上，赶超两口子、吴倩和进步都来到了秉昆家。大家都住在新区，走动很方便，除了对龚维则的下场喟叹不已，更主要的是担心龚宾的精神受到刺激。
传说中纪委一个女干部坐镇本市，正按部就班，顺藤摸瓜，放出了“不管水有多深，来了就要一查到底”的狠话。
秉昆说：“咱们又能做什么呢？”
大家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赶超说：“关于龚维则，咱们当然什么也做不了，也不应该同情。他有什么可同情的呢？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进步也说：“是啊。咱们不都是最恨腐败官员吗？如果中纪委查到了和咱们有关系的人头上，咱们就同情起来，那是不对的。”
秉昆说：“要论关系，我们周家与龚维则确实不一般。如果没有龚宾，你们与他就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同意赶超和进步的话，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咱们别聊他了，单说龚宾的事吧，谁有什么好想法就贡献出来，反正我是没什么主意救他了。”
秉昆此时心烦意乱，强作镇定。他联想到了哥哥周秉义与龚维则的关系，担心也会受到牵连。
“我和儿子去貂场参观时，人家龚宾对我们娘儿俩可亲了。他的精神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太不容易,如果再因为他叔的事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的后半生不就完了？”于虹提起当年的事大动感情。
吴倩陪着唉声叹气。
倒是郑娟挺镇定，她慢言慢语地说：“秉昆，你求一下周阴，让龚宾到他们公司去吧。”
赶超说：“那和在貂场有什么区别呢？换个地方他就不知道他叔的事吗？”
进步说：“还是不一样，嫂子的想法可以考虑。有你和周珥护着他点儿，瞒着他点儿，该骗还得骗他，兴许他能躲过一劫。”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秉昆。
秉昆只得说：“行，那我明天去找一次周阴。
周聪忽然回来了，他对长辈们含含糊糊打了一声招呼，就直奔电视机那儿去了。他打开电视机，手持遥控器，站那儿不停换台。
大家便都默默起身跟过去了。
周聪调出了晩间新闻，大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新闻画面显示的是貂场，在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配合下，公安人员正对貂场进行搜查。
有一个男人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
于虹失声叫道：“那是貂场老板，我和儿子坐过他的车！”
屋里更肃静了。
现场的男记者说：“刚才人们已经看到，公安人员起获了大量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类野生动物的尸体、毛皮和脏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里不但是貂场，还是向国内外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持续多年的犯罪勾当，龚维则也供认参与……”
大家都坐下后，四个男人还有于虹也跟着吸起烟来。
秉昆首先打破沉默，看着手中的烟低声问儿子：“你知道……你龚宾叔叔什么情况吗？”
周聪说，据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龚维则或许事先有预感，他以相亲为名，早已把龚宾送回农村老家去了。
秉昆环视着大家，又问：“我是不是……明天就不必找外甥女了？”
大家纷纷点头。
周聪又讲了一个情况，还是他们报社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替不法经济利益集团洗黑钱的地方，而龚维则是关键人物。
进步低声说：“那他就得老死狱中了。”
又一阵沉默过后，秉昆低声说：“散了吧。”
大家就散了。
秉昆关店门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周蓉打来的。她嘱咐秉昆，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对龚维则的事说三道四，因为龚维则与周家两代人都有着良好关系，千万不要言语不当授人以柄。最近也不要到哥哥周秉义家去，少发短信，有什么事非通话不可，最好打嫂子的手机。
秉昆说：“记住了，我姐夫与龚维则以前来往最多……”
周蓉说：“我嘱咐过你姐夫了，你管好你和周聪，特别是周聪。他是记者，接触的人也多数是记者，你要再三嘱咐他。”
秉昆结束了与姐姐的通话，催郑娟先上楼喝药，他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严肃地谈了一会儿。
秉昆问：“你姑的话我转达清楚了吗？”
周聪说：“爸，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
秉昆犹豫了一下，又问：“没听到什么对你大伯不利的消息吧？”
周聪摇摇头，肯定地回答：“我大伯绝不会做坑害亲人的事，而且我知道，他内心里其实也很爱亲人。”
“是啊，他内心里当然是爱亲人的。像龚维则那样，真等于坑害了亲人了啊。儿子，睡吧。”
他撑着儿子的肩站了起来。
郑娟已躺在床上了，她说：“自打出生后一直睡的是炕，从没敢想有一天还能住上楼房，睡上床。以前总认为楼房不是盖给老百姓的，床是上等人睡的，老百姓不该做那种梦。”
秉昆说：“你都说过快一百遍了。”
他一躺下，就关了灯。
他不爱听妻子刚才的话。她每说一次，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一次刮瘀刮过头一般的伤害。自从他成为丈夫和父亲，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自己光明正大挣到的干干净净的钱，让全家住上楼房，哪怕是旧楼房,睡上美观舒适的床。后来,他承认那是痴心妄想，此生无能为力。现在，他终于住上楼房、睡上像样的床，却并不是靠他的能力实现，而是沾了拆迁的光，靠了哥哥暗中帮忙。妻子不那么说时，他感到幸运。妻子那么一说，他就只有感到羞愧了。
郑娟偎依着他说：“讲讲龚维则从前和咱们家的关系吧。”
他说：“讲那些干什么？”
她说：“我想听听。”
他说：“我不想讲，困了。”
她说：“从前挺好的一个人，怎么后来就会渐渐变成那样了呢？谁让他变的呢？跟我讲讲嘛！”
他说：“我怎么能讲得清楚？我真的困了。”
秉昆翻过了身，在她依偎着他的时候,那是他很少有的做法。然而，直至她睡着了，他仍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困意。他回忆起了龚维则和自己家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回忆起了龚维则当年与自己一样成为反“四人帮”英雄的往事，心中五味杂陈。
几天后，孙赶超来到周秉昆家。他告诉秉昆，听说曾珊在机场国际通道过安检时被扣留了。
秉昆吃了一惊，暗想到姐夫蔡晓光曾帮过曾珊一些忙，心中又多了一份不安。
赶超还说，中纪委坐镇本市纪检工作的并非一个“女的”，而是姓吕的，之前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肯定是错了。
“是……咱们吕川？”
“我想，应该是他吧。你还记得初三在你家聚会时的情形不？”
“记得。”
“明白?”
“明白什么？”
“咱们都看出来了，他当时对龚宾最亲。”
“明白了。”
“也难为吕川了。”
“是啊，确实难为他。”
“我挺他，你呢？”
“我？当然也挺他。”
“咱们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反腐，那还能指望什么人支持呢？”
“对。”
“你看，我群发了这么多条短信，都是挺他的，也只能这么挺他。”秉昆接过赶超手机，看着说：“你天天去市区上班，各种消息听到得及时，听到了什么新消息可要及时告诉我。”
赶超说：“那当然。”
关于曾珊的事，后来被媒体证明是事实。路路通公司被查封，肯德基店也停业了。
周聪并不每天都回家睡，有时也睡在报社的加班宿舍。一天快半夜时，他回家轻轻推醒了父亲。
秉昆和儿子悄悄下了楼。
父子俩在店里坐下后，周聪递给父亲一支烟。
秉昆说：“不吸，你讲吧。”
他以为，儿子要告诉他的是关于他哥周秉义和姐夫蔡晓光受牵连的事。他做好了听到最坏消息的心理准备。
周聪点着了那支烟。
秉昆催促他：“讲啊！”
周聪说：“向阳叔叔被收进去了，明天见报。”
“他什么事？”秉昆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坏消息与他哥哥、姐夫无关，尽管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却放松了不少。
周聪说：“明天与曾珊的事一并见报，曾珊通过她的公司骗了一亿多元贷款，转移到国外去了。向阳叔叔不但是知情人,还参与了具体运作，这事涉及几个银行的头头脑脑，都得到了好处。接下来还会查出什么犯罪事实，目前就没人知道了。”
“太晚了，不说了。爸对这些事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早点儿睡吧。”周秉昆刚站起来，儿子的一句话又让他坐下了。
周聪说:“朋友私下告诉我,省市纪委收到了不少揭发我大伯的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
“不少……是多少？”
“朋友的原话是——雪片似的。”
“雪片似的？”
“朋友是这么告诉我的。”
“烟。”
当他深吸一口烟时，周聪又说:“揭发我大伯的人中，也有德宝叔叔。”一口烟憋在嗓子眼那儿，秉昆被呛得剧烈咳嗽，喝下周聪递过去的半杯水才止住。
他脸色有些青紫地瞪着儿子。
“他署名了，揭发我大伯利用职权分给国庆叔叔、赶超叔叔和进步叔叔家房子的事。”儿子一副无奈的表情。
“胡说！”他吼了起来。
“信不信由你。”儿子耸了耸肩。
“我不信！也不许你信！你……去睡吧！”
“你呢？”
“我想自己待会儿。”
“我也想再坐会儿。”
“我……我要出去走走。”
“我也要出去走走。”
子夜时分，父子俩缓缓走在新区的人行道上，像一对巡夜人。仲夏时节的新区花儿绚烂，四处绿化，宜人美好。路灯光让那些花儿颜色变了，看起来感觉像隔着一层淡蓝玻璃。住一楼的人家都有小院，他们在小院里栽种了各种花。许多二楼以上人家的阳台，同样摆放着自己喜欢的盆花。搬迁到新区的居民主要是底层人家，但居住状况和环境一改善，人类亲近自然、喜欢花草的天性就重新焕发出来。不久，另一种天性也暴露无遗，那便是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一度失控。差不多所有住一层的人家都企图将小院建成房间，将小区公共人行道占为院子。有那住高层的人家，将阳台建成房间后，居然再凌空接出阳台来，看上去险象环生，人从下边经过时提心吊胆。
听说施工过程中，还发生过摔伤人的事件。周秉义坚定不移进行整治处理，劝阻不成，就在执法部门配合下亲自带人强行拆除，对严重妨碍公务者该抓便抓，该判则判，表现出了绝不妥协、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那一时期，他成了不少人的公敌。然而，私搭乱建之风毕竟被他刹住了，否则新区的环境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整齐。他所做的另一件遭人骂的事，便是修建了几处停车场。这本是对家家户户有益的事，一旦收费似乎就变味儿。尽管比全市任何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要低，很多人家却认为最好允许他们就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安装地锁，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占有车位。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自然就不是好人。周秉义率领执法人员强拆地锁时，他的公车在停车场被划得一塌糊涂，车窗也被砸了。即便如此，新区几块巨大公告牌上的新区管理条例，也越来越不容轻视了。
一位有闲心的居民统计过，夏季的新区已开放着二三十种花了。
周秉昆父子闻到了一阵花香。
为了舒缓一下自己和父亲压抑的心情，周聪没话找话地问:“爸，是夜来香的香味儿吧？”
“不是。”
“那是什么花的香味儿？”
“我也闻不出来，反正不是夜来香的香味儿。”
“爸，回去吧。”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想再走走。”
父子俩正这么边走边说，在人行道拐角处遇到了两名保安，还牵条大狼狗。两名保安是周家面食店的常客,连那条大狼狗也认识周秉昆。保安奇怪周秉昆父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出现在街上，秉昆解释说自己最近失眠，所以让儿子陪着出来走走。互相聊了几句可聊可不聊的话，一名保安离开时说：“凡事得想开点儿，心中要是没鬼，那就不怕半夜鬼敲门。”
望着两名保安的背影，周聪小声骂了句：“妈的，说的什么屁话！”秉昆瞪着儿子训道：“你干吗骂人家呢？人家说得不对啊？”
说完，他径自又往前走。
组建新区保安队，也是一件让周秉义挨骂的事。家家户户都需要居住环境安全，但如果每户每月交二十元钱，一半左右的人家就强烈反对了，他们甚至嚷嚷起来——
“不是有派出所吗？还组织什么保安队？”
“我们住得不安全，那是派出所失职！”
“保证我们的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组建保安队该由政府出钱！”
“谁爱交谁交，反正我家坚决不交，我家才不需要保安队来保障安全！”
他们并不这么想：有十余万户居民的新区，地处城乡接合部，仅有派出所肯定难以保障所有人安全3如果实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一百二十余人的保安队人数并不算多3还要有宿舍、食堂，要发工资，要上“三险”，要经常进行培训，费用也低不了。
许多新区居民认为，每户每月二十元，一年就是二百四十元。二百四十元能买不少吃的啊！直至真的发生了几起入室抢劫案件，有保安队队员为了保卫居民的人身安全受了重伤，愿意缴纳保安费的人家才多了起来，但仍有几百户人家还是坚决不缴。实际上，管理规定中也说，家庭困难的人家可以免费，而那几百户人家绝非困难户。那些人甚至觉得，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反而自鸣得意，趾高气扬。
周秉昆一边走，一边想新区的那些人和事，对哥哥周秉义当时一心要将新区建成老百姓美好家园的想法既感动又同情。他认为哥哥对基层群众还是太不了解了，一些老百姓是根本不愿为家门外的事花一分钱的。他们只要自己家好就行了，对于什么家园不家园的并无要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并无要求的事情花钱，他们就会打心眼里讨厌你。他们为了自家感觉良好而损害集体家园环境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负责任的所谓管理者。倘若海选一位基层领导，他们甚至乐于将选票投给这位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不是周秉义那样凡事较真的人。
周秉昆在一户人家的小院前站住了——那是春燕父母家。拆迁时，春燕妈对他说：“我和春燕爸年纪大了，不想乘电梯上下楼，没乘过那东西，听说常夹住老人孩子，心里害怕。请你跟你哥打一声招呼，我们得住一楼。”
秉昆转告了秉义。
秉义说：“可以理解，应该照顾，没问题。”
几天后，春燕妈又对他说:“我和春燕爸都希望院子再大点儿，让你哥一定费心啊！”
秉昆也转告了秉义。
秉义说:“这有点儿难，院子大的单元全被先搬来的人家相中了，我尽量调调看吧。”
春燕妈第三次找他，提出的要求是：“春燕她二姐跟我们老两口住一起，不给她二姐一套房子可不行！秉昆，你告诉你哥，不满足我家这个要求，我们可要耍赖不搬，看他拿我们怎么办。谁叫咱们两家两代人有四五十年的交情呢！”
秉昆本不愿再转告哥哥，在春燕的过问和郑娟的相劝之下，还是转告了。
秉义苦笑道:“春燕她二姐家的户口不在光字片呀,这要求过分了，我太没把握啊！”
最终，春燕妈家搬到了这一单元里。那幢楼最靠边，那一单元又是那幢楼最边上的单元——不但窗前有小院，楼侧也有两米多宽的一溜地，被美观的铁栅栏一并围着。在新区，数那样的单元小院大，房间面积也大。春燕她二姐则另外分到了一居室。
然而，春燕妈每次见着秉昆时都嘟嘟嚷嚷，颇有微词，显然对秉义并不满意。秉昆只好赔着笑脸，替哥哥秉义受过。
“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好不容易活着的时候盼到了，你哥又大权在握，他究竟有什么为难的，非不分给春燕二姐一套两居室？”春燕妈照
例要说这么几句话。
秉昆每次都只能说：“是他不对，他不对。”
春燕妈家的院子里有花，还栽了葡萄，架上的葡萄快熟了，变紫了。秉昆想那一定是德宝侍弄的，春燕和她父母她二姐谁也搭不成那么好的葡萄架。他联想到了儿子周聪带回来的情况，假如曹德宝揭发周秉义的事是真的，那么他今后再也不会从这条街上走了。他无法接受那样的现实。
周聪问：“爸，这是谁家？”
他说：“不知道。”
周聪又问：“那你站这儿干什么？”
他说广想点儿事。”
周聪说：“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他说：“行啊，回吧。”
在回家的路上，他流泪了。
“雪片似的”的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有不少揭发周秉义的信件，经由各种渠道集中到中纪委在本市的工作点。知情人透露，二三百封肯定是有的，其中大部分揭发者是新区的人，少部分是周秉义当过市委书记那个市的人。此外，还有极个别形形色色的人揭发鸡毛蒜皮的事，有个署名“文化厅一干部”的人揭发周秉义贪污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经查明那是复制品，周秉义调离文化厅前上交了。还有几封信看样子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周秉义对伟大领袖刻骨仇恨，因为每到“文革”多少周年，他必定在报刊上发一篇反思文章。
变化就在转瞬之间，真是人心难测！起初，人们从脏乱差的地方搬到新区后，对周秉义普遍感恩戴德，有些老人见了他双膝一弯就想跪下磕头，甚至有人揮掇着集资在休闲广场为他塑像。如果不是他严厉制止，这事还真有可能做成了。
后来，主要因为拆迁地建起了环境更好的高档商品楼小区，销售火爆，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他们寻思着，原来把我们迁到所谓新区，就是为了占我们住过的地方给富人们建豪华小区！
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周秉义的初心和本意却绝非如此。为了让光字片的居民有个较满意的家，有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必须找到一大笔资金，只有与开发商置换，让对方有钱赚。
初心和结果,有时成悖论。抹杀初心，结果就是“阴谋”的最好证明。
于是，不少拆迁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后来，他们听说其他地方的拆迁户得到了多少多少补偿款，钱数令他们眼红极了，更觉得自己损失惨重。
当初，周秉义委托的开发商居然没给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初，也没有拆迁户索要补偿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鬼地方破房子啊！盖好了楼房，修好了街道，免费帮着搬家，就已经烧高香了，还好意思要什么补偿金吗？扔的尽是破烂，收废品的都懒得捡。何况他们都清楚，根本就没有那么一笔钱预备着，厚着脸要也是白要，人家不找自己要钱就是天大的幸运。
然而，一旦落入“阴谋”论，他们的心理和逻辑也就完全变了。当初可不是咱们哭着喊着闹着要拆迁，而是周秉义副市长三番五次、花言巧语地设下圈套，骗咱们拆迁的！周秉义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在民间的话语中，“咱们”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武器，它拥有一种巨大的神力，很容易就将中立者吸引到同一战壕中，像磁铁吸引铁屑那么容易。
“咱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当初的动员成了“花言巧语”，方式方法全成了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
脑子快的人算了一笔账。当初，周秉义能将那么大的事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一百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一百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
可信吗？傻瓜才信！
成立一百二十人的保安队更受质疑。随便找个保安公司不行吗？一定要给他们盖宿舍、办食堂、建阅览室吗？夜里巡逻，还享受一顿免费夜餐，有必要吗？每家住户每月二十元，新区一年就要收六百多万元，账目真像公示的那样勉强不亏吗？难道真的不是包括周秉义在内的一些人的小金库吗？
“咱们”者似乎不清楚，A市并没有一家保安公司可以向新区派遣一百多名保安人员。当初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们并不关心，听到过说明的人也不互相解释，都不愿多那个事，任由某些人生疑。他们与周秉义的想法是那么的不同，周秉义希望新区能为人们提供一流的专业化保安服务，这种服务人们后来也都想要，但是不想花钱。他们的上一辈人曾是农民，大多数在农村还有亲戚，但他们进城以后对农民早已没什么感情。他们下岗后四处打工，十几年中受了一些以前没受过的苦，见到别的打工者居然受到优待，他们内心里反而特别不舒坦。在他们看来，同样是打工者，那些人凭什么受到优待？
其实，周秉义当市委书记时，下农村调研是常事。他清楚，农民们生活的改善主要靠儿女们打工挣钱。保安队员基本是农家子弟，他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善待他们，否则会内心不安。
二O一四年，A市大多数当年的下岗工人家庭生活逐步摆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一方面，由于劳务市场有了需求,他们的劳动技能得到重视，找工作不再像当初那么难，工资也提高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儿女们也参加工作，不仅不再需要供养，还能为家里挣钱了。
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一个个大贪巨蠹纷纷落马。他们很是激动，呐喊助威，甚至也想一试身手，揪出几个来。
社会进步、民心觉悟的过程中，新区的“咱们”将目光锁定周秉义实属必然。他们说，搞出个龚维则算什么？他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小苍蝇！曾珊算什么？她又不是当官的。骗取银行贷款，转移到国外，还有经营活动中的偷漏税，只不过是不法商人的作为。由她骗贷牵扯出的银行的头头脑脑，职位最高的也就副处级而已。
“咱们”要揪出个“半大老虎”！于是，曾经主抓城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的退休副市长周秉义，一下子成了大贪腐嫌疑人。
一天上午，周秉义被从家里带走。一些人从窗口或阳台目睹了那一幕，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壮汉，把他夹在中间。住在他们同一幢楼里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根据车牌号就断定那一定是纪委的人。
此事随之成为本市民间流传的重大新闻。
晚上，除了郑娟，周家一干亲人按蔡晓光的通知聚在江畔公园。实际上，蔡晓光执行的是郝冬梅的“指示”，她认为聚到谁家都不好。
冬梅问周聪：“压力大吧？”
周聪点点头。
冬梅说：“年轻时，经历一点儿压力不完全是坏事。”
周聪又点点头。
冬梅说：“秉义让我转告你们，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
白，也要相信中纪委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
周聪问：“大婶相信我大伯吗？”
冬梅立即回答说：“我当然相信！”
蔡晓光说：“我也相信，绝对相信！”
周蓉说:“嫂子，你和我哥都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我既相信他也相信你。他的事一点儿也不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相反还会为我提供素材。”
郝冬梅轻轻苦笑了一下。
亲人们的目光一时都转向了秉昆。
秉昆说:“我哥的事儿也不会影响我开店，到店里吃饭的人反而多了，我就当没有那么回事。”
周蓉说:“能这样最好，尽量别让郑娟知道。哥在她心目中是君子，怕她一时承受不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秉昆点点头。
冬梅对周蓉说：“我想到外地去散散心，图个情绪不受滋扰。你得陪我，可以带上电脑继续创作你的小说，地方由你选，最好不出省，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周蓉说：“行，我高兴陪嫂子散散心。”
晓光：“我也陪你俩去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肯定符合嫂子的愿望。有我当你俩的男仆，我放心。”
周蓉和冬梅都笑了，也都同意了。
冬梅、周蓉和晓光离开本市一星期后，孙赶超一天下午两点左右出现在周秉昆面前。这时，郑娟正在楼上睡午觉，秉昆坐在店里发呆。
赶超说：“走，跟我上车。”
秉昆问：“哪儿去？”
“见吕川去。”
“为什么？”
“别装糊涂，见了他，把你哥的事当面问个清楚。你们作为亲人，心里不就都有底了吗？”
“我们现在就有底。”
“别嘴硬！”
“也不知道吕川在哪儿呀。”
“我打听到了，八九不离十。”
“他那种身份的人，见咱们容易。咱们想见他，事先又没约，难吧？”
“碰碰运气。”
赶超拉拉扯扯，秉昆半推半就。最终，秉昆依了他关了店门，随他上了车。
孙赶超开来的仍是周切的宝马车，他说周珥批准的。
“她知道你为什么事用车吗？”
“我实说了。”
“她支持？”
“没反对。”
“她有没有压力？”
“这话问的，公司业绩明显下降了。”
“你相信我哥是清白的吗？”
“比较相信。你哥你嫂子都退休了，他俩钱够花，又没儿女，为谁贪啊？中国的贪官，大部分不是为儿女贪，就是为情人贪。你哥会背着你嫂子偷偷包养小三吗？”
“我抽你啊！”
“你姐你姐夫两口子生活得也挺好，你哥肯定不会为他俩贪吧？”
“更不会为我贪。”
“还是的，所以咱俩有必要找吕川当面问个明白。因你哥的事，我也几天睡不着觉。他是清白的，我心里也踏实。可话又得两说着，某些当官的三亲六故过的都是人上人的生活，自己和儿女也都是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儿的主，还不是照贪不误？不知他们怎么那么爱钱。我也只能这么回答，但愿你哥是清白的吧。我是你老友，我能在新区分到房子是沾了你哥的光。他清白，我一家三口也不丢面子。”
孙赶超前边说的话，对周秉昆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又让周秉昆心里七上八下。
两个老友找对地方了，却差不多等于自取其辱，门卫根本不许他俩踏上门前台阶。两个平头百姓，在特殊地方想见特殊人，事先没约，也无要事，只说求见，当然要吃闭门羹。
孙赶超不死心，徘徊门前，拽住周秉昆不让他离开。
终于等到有人出来，赶超迎上前拦住人家，说他们与吕川的关系多么“铁”，央求人家通告一下。
“约过吗？”
“那倒没有。”
“他不在，开会去了。”
人家挣脱袖子匆匆走了。
二人只得离开，赶超三步一回头，还是有些不死心，他忽然喊一声:“站住。”
秉昆站住了。
“你看那是不是他？”
秉昆转身看时，见二楼一扇窗内，有人站在窗边正望着他俩。
秉昆说：“像是。”
赶超说：“明明就是！”
秉昆忽然大喊：“吕川，你这个王八蛋！”
窗内那人的身影马上消失了。
秉昆与郑娟话也少了。他也没对儿子提这事，觉得太丢人。
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吕川出现在周家面食店。那天周聪在报社加班，秉昆和郑娟坐在一张餐桌旁择豆角，为明天早上蒸包子做准备。
秉昆让郑娟回避一下。
吕川说：“嫂子坐那儿别动，我说的事你也应该知道。”
秉昆怒道：“川儿，你想干什么？”
吕川说：“我特意来替你哥报个平安啊！”
吕川讲，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把周秉义从政以来的历史细细查过，结论是他的历史特别清楚，也特别清白。一切所谓揭发，都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你哥不容易，太不容易做到了，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啊，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都没有，我和同事们都认为难能可贵。他的事也容易查清楚，他招商引资的都是国企，那些与他签合同的干部也在别处接受问询，他们对你哥的品格也很佩服。至于对你哥当市委书记那些年的调查，更是一碗清水可见底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三十余年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月。你哥只用了这么短时间，主要也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烂事和疑点。而且，由于他曾是中纪委的干部，还主编过《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我们对他的调查反而一点儿都不敢马虎。当然，他也感情用事过。比如，在新区分给了常进步家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他是替党和政府先做了；分给国庆家一套房子，我们也是那样认为。对烈士家属和建国第一代老工人的子女，组织上当然应该主动关怀。至于分给孙赶超家一套房子，也并不是不能摆到桌面上谈。那件事，你和嫂子的做法特别仗义，我吕川深受感动。你哥主动交代以权谋私的事就两件，一件是在你拆迁时偏心，一件是为周聪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托过关系。他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事不属于我们此次调查的范围。我专门来一次，就是要亲自告诉你和嫂子，我们认为周秉义是好干部。”
郑娟笑道：“你们还审查他了？我可一点儿不知道。经你们审查都清白，那不是等于给他盖上合格的图章了吗？好事。”
“我们对他今后不敢保证，对他以前的历史差不多等于打包票了。”吕川也笑了。
周秉昆却起身走向了楼梯，看样子想上楼去，却又没上楼。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抱头哭了。
吕川走过去陪他坐下，劝道：“秉昆，别这样，嫂子说得对，也是好事嘛。”
他俩都没喝郑娟沏的茶，就坐在台阶上聊了起来。郑娟依然择豆角，对他俩聊啥丝毫不感兴趣。
“我和赶超去找你，站在窗内看着我俩的是不是你？”
“是。”
“你怎么可以那么对待我俩？”
“当时我不便见你俩，没法子。”
“现在你如果道歉，我代表赶超接受。”
“不，我是身份特殊的人，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可以随便见到的
人，是你俩不懂规矩。”
“真不道歉？”
“原则问题，绝不道歉。”
“那我就告诉赶超，说你拒绝道歉。”
“再告诉他，以后要懂点儿起码的规矩，有些地方不能当成朋友的家。”
“希望你能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要看你问什么事了。”
“龚维则的下场会怎么样？”
“每件事单独论，都算不上多么严重。件件事加起来，性质就不但严重，而且比较恶劣。具体会判多少年，那是司法机关的事，估计得在监狱里待十几年吧。”
“曾珊呢？”
“她的事很复杂，与北京某些事搅在一起了。她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想利用她的公司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洗钱转移赃款，给她点儿好处，她就以为是重用。她被押到北京去了，一些事还在查。”
“向阳呢？”
“向阳起先表现不好，很抵触，他的问题主要是替曾珊做了不该做的事。他又不是不懂法，是知法犯法，还做伪证，企图替曾珊掩盖……他坠入情网了。”
“他有外遇？”
“与曾珊，曾珊的心怎么会在他身上呢？只不过寂寞的时候偶尔与他玩玩感情游戏，他却当真了。我亲自跟他谈了一次，他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估计不会判得太重，也就五六年吧。”
“听你说他，像说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人。”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你心里也不好受吗？”
“我是那种毫无感情的人吗？当年，咱们可同是酱油厂的’六小君子'。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他没少花精力帮我补习。”
“他还表示过，如果最后在你和他之间二选一，他绝不与你竞争。”
“是啊，他是这么表示过，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一直记得。”
“国庆死了，向阳这样，龚宾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说他们了，德宝和你关系现在如何？”
“挺好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随便一问，挺好就好。秉昆，人是容易变的。有时自己没变，朋友变了，关系也就变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只能接受事实，不必太在意。”
秉昆听出吕川话中有话，联想到了儿子周聪怎么说曹德宝的，也就明白了吕川话里有话。他心中嘶嘶啦啦地一阵痛，低头不语。
吕川大声说：“嫂子，劳驾你把烟和烟灰缸送过来。”
郑娟送过去后，看着他俩笑道：“没你俩这样的，有椅子不坐，偏坐楼梯上。”
吕川说:“都坐这儿显得亲嘛。秉昆，陪我吸支烟，吸完烟我得走了。”
周秉昆接烟时，见吕川眼中泪光闪闪。
他又说：“最后一个问题，我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你哥得协助我们在本市的工作，是我要求的，领导批准。还不能对外宣布，怕我们走了他遭报复。我们的工作往往结仇，得罪人。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跟第三者说，明白吗？”
秉昆点头。
“我想唱歌。”
“随便
“你陪我小声唱。”
“行。”
“《送别》。”
“向阳当年偷偷教咱们唱的。”
“对，他当年不唱，咱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首歌。”
“是啊。”
于是，秉昆陪吕川小声唱起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吕川泪流满面。
吕川临走时说:“秉昆，嫂子，我结束在本市的工作，也该退休了。我每次回来，都会看望你们。我如果多年不回来，你们也别把我忘了。谁忘了我都可以，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川。”
郑娟取笑道：“瞧你说的，像要永别了似的！我俩想你了，会到北京去找你！”
“那我肯定欢迎！”
三人便都笑了。
“十一”过后，中纪委工作组撤离本市,周秉义终于与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都不提他过去那几个月的事，也不问什么，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
大家只聊家常，倒也轻松愉快，其乐融融。
周明发来了短信，说她办起了境外旅游公司，业务也不错，即将组团去荷兰，亲自带队，问大家去不去，若去，费用她出了。
秉义说：“荷兰我很想去。”
冬梅说：“我也想去。”
秉昆看着周蓉说：“给大家个机会，宰你资产阶级女儿一刀呗？”
郑娟说：“有些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难听！”
晓光笑道:“秉昆说出了我的想法。亲人之间，’吃大户’完全可以。”最后，大家的目光就都看着周蓉。
周蓉说：“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呗。”
周家的亲人们，除了周聪因工作脱不开身，其他人都答应去了。
在荷兰，周秉义精神头很足，甚至不惜口舌地劝说大家看了一部荷兰大片《海军上将》。周蓉和周明轮流做现场翻译。她俩对荷兰历史了解有限，人们还是看不明白，秉义便不断站起来介绍历史背景。放映了一半，人几乎走光了，秉昆和郑娟也走了。放映厅的灯亮起来时，只有秉义夫妇、周蓉夫妇以及三四个打瞌睡的人还在座位上。
周秉义却连说：“值得看，太值得看了。”
回到住地，他们四人还聚在一起讨论。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如当年知青那样。秉昆虽没看完，却旁听了他们的讨论。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国，甚至早于英国。海军上将德?鲁伊特是荷兰十七世纪的海军统帅。因为海岸线长，海军上将可以说是荷兰整个国家军队的灵魂人物。影片表现的是鲁伊特指挥荷兰海军，抗击来犯的英法联军的故事。他后来成为悲剧人物，而命运最悲惨的是德维特首相。德维特首相一度是荷兰朝野最受拥护的政治明星，后来被反对派岀卖给了主张恢复君主制的暴民。结果，他在广场上被活活打死，五脏六腑被暴民掏了出来示众……
晓光说：“他的命运比耶稣更悲惨。”
周秉义说：“古代任何国家的变法者下场几乎都很悲惨。国家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爱护自己的改革领袖。”
周蓉说，她要把哥哥的结论写入小说里。
冬梅坚决反对，她说如果小说思想元素太多，不但难以出版，侥幸出版了读者也不买账，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关键是不回头，根本不回头。我很二，我很范儿；我越二，我越范儿！面对这样的社会心态，思想是被用来嘻哈逗乐的。周蓉，别听你哥的，听我的！你就写一部最好能卖影视版权的小说就行，赚他一笔得了！”冬梅接着说。
大家都听得岀她故意这么讲，便都笑了。
晓光最后说：“那我就东山再起，认认真真拍一部精致的垃圾剧，也沾我老婆的光，赚他一笔！”
周秉义从荷兰回国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萤心和尚讨论佛教文化。
二。一五年正月初三，孙赶超夫妇、常进步夫妇和吴倩又聚到了周家面食店。当年的朋友，只有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了。赶超他们的儿女，或在读大学，或已工作，或正在找工作，总之都有自己的交际圈了，不愿再参加他们的聚会。下一代人也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互相之间有多么亲密的关系。
周聪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在市里租了房子，他俩这天到雪乡玩去了。
这四家住得近，也聚习惯了，赶超一串联，都说那就聚聚吧。
国庆、向阳、龚宾甚至吕川的名字似乎成了禁忌，谁也不提他们。
吴倩说，春燕妈和她二姐已不住在新区，不知把房子卖了还是换了，也不知哪天搬走的、搬到哪儿去了。
她问，谁知道点儿情况？
大家都摇头。
吴倩对秉昆说：“你怎么也不知道呢？”
秉昆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去过那条街了。
赶超说，他想通知德宝聚会，可是德宝和春燕都换手机号了。
“他俩怎么可以这样，换手机号了应该主动告诉老朋友嘛！”于虹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郑娟说：“别管他俩！总有他俩想咱们那一天，会来找咱们的。”
秉昆听了就苦笑。
赶超问：“你怎么那样子笑？”
秉昆说：“老了，笑的样子也会变嘛。”
赶超又问：“你没和他俩闹什么不愉快吧？”
郑娟说:“春燕是他干妹，德宝是他干妹夫，他跟他亲哥亲姐闹别扭，也不会和他俩闹别扭的。”
秉昆只得说：“是啊。”
然而，缺少了德宝和春燕的聚会，确实寡趣少乐。
大家也都没了吃的胃口，都说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要节食，得减肥。
寡趣少乐的聚会难以持久，大家聊了会儿食品安全问题，又静静坐了一会儿。于虹说她晚上要去妈妈家，得先走了。结果，大家就都说有这个事、有那个事，先后散去了。
“五一”前，周阴的公司为周秉义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蔡晓光请省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给写了前言。
前言文白夹杂，对周秉义的书法给予高度评价:
行、草、楷、篆四体中，秉义先生的行草最好。看来，篆体画字，绝非秉义先生所喜；楷体工整，亦非他所愿勤练。他的书法文气太重，注定了狂不起来；唯行草似与其心性一脉相通，颇见潇洒。
周蓉认为写得很好，好在写出了她哥这个人一一从小到老一直规矩，有心突围，却又不知往哪儿突围，总是模范地苦闷着。
周明把宣传做得很充分，观展的人居然不少。周秉义却没到场，他忽然胃痛，冬梅陪他去了医院。
展厅中有人高喊：“哪里可以留言？”
一位姑娘就将穿一身中式上衣的七旬老者引到了留言簿前面。
老者说：“我才不在这上边写字！”
姑娘问：“那您老打算写哪儿呢？”
老者说：“拿纸来！笔墨侍候。”
于是，姑娘请老者到了长案前，替他铺开一整张上等宣纸，请他从十几支毛笔中选用一支。
老者拿起笔毫最大的一支，饱蘸浓墨。他笔走龙蛇，满纸云烟，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老者一气呵成，放下笔，头也不回，分开人墙，扬长而去。谁也不知他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整张宣纸留下了一纸狂草作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认明白了。原来，老者写的是：“所谓大小官员书法,无非用毛笔写汉字而已，十之八九不足论道。然周君书作配悬厅堂，足可愉悦性情，宁静致远。”有人看明白了，便想上前据为己有。蔡晓光伸展双臂，尽力阻挡，周明才趁机将那张墨迹未干的宣纸收起来拎走。
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问：“那张小幅的，卖吗？”
那张小幅书作写的是：“真难，假亦难，故何妨难而求真」’
周蓉说：“你若喜欢，归你了。”
姑娘满心欢喜，取下来匆匆离去。
周蓉又说：“我做主，谁喜欢哪一幅，就可以带走哪一幅。”
或许是刚才业内人士说能卖钱，周蓉话音刚落，许多人立刻扑向了四面墙壁，都一口气取下好几张书作，扬长而去。
片刻之间，展厅四壁空白，只剩下周蓉、蔡晓光和三五个嘉宾。
蔡晓光窘态毕露，将他请来的嘉宾们一一送出。回来时，他见周蓉正在严厉训斥周珥：“从实招来！是不是你为了炒作，雇了那么一位老爷子，导演了那么一出戏？”
周阴大声说：“妈，你太冤枉我了！”
晓光替周切辩护：“肯定与女儿没什么关系。是你不好，为什么要说那么一句多余的话呢？”
周蓉想想，也确实怪自己，遂问晓光：“那老爷子的狂草到底水平如何呢？”
晓光说：“我可是看得出书法水平的高下，人家写得真不错，民间藏龙卧虎啊！”
周蓉的手机响了，是郝冬梅从医院打给她的，说周秉义病情严重。
周蓉、晓光和周阴赶到医院时,周秉义已被留下住院，换上病号服。他那级别的干部，只能住双人病房。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厅局级干部，医院特意把他安排在只能摆放一张病床的小单间里，那就不算违反规定。做完胃镜，医生只是说情况不妙，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做最后诊断。
周秉义并未惊慌，他说自己的胃很长时间没有痛过了，估计没什么大事。冬梅却深为不安，有点儿乱了方寸。
周明将书法展的事汇报了一番，周秉义躺在病床上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坚持不搞什么展览嘛，你偏要搞。不过也挺好玩，圆了我长久以来的风雅梦了。等我出院，一定要访到那位老先生，拜他为师。”
周秉义对自己病情的估计大错特错。胃镜、血液等检查结果表明，他已到了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医生们会诊后，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采用放化疗结合的方法，防止癌细胞向其他脏器组织急速扩散。
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
为了挽救周秉义，省市的名医专家纷纷会诊，但为时已晩，回天乏术。周秉义的原胃早就被切除，目前的“胃”是后长出来的次生胃，癌细胞扩散得更快。进一步检查发现，他的肠体表里癌细胞遍布，已无一处完好了。
周秉义临终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对妹妹和弟弟说:“周蓉，秉昆，咱爸咱妈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你俩对晓光和郑娟，以后要有感恩之心。”
晓光和郑娟听了,抱着周蓉和秉昆,望着病榻上的周秉义，悲泣难止。
周秉义又说：“我死后，不必买墓地，就把我的骨灰放在爸妈的墓室吧。如果有人议论我、攻击我，也千万不要辩解，不要打抱不平。”
他还想与妻子郝冬梅单独说几句话。
十几分钟后，病房传出郝冬梅的哭声。周蓉他们再进入病房时，周秉义已经走了。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周家的亲人们决定举行小范围遗体告别仪式。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省市老干局接到许多唁电，却都不是本省市的，其中有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大学同学、校友，还有他在北京结识的各路精英，与他合作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们。老干部局把这些唁电全部转给了郝冬梅，却也没有其他动作。省纪委忽然接到中纪委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迅速做岀反应，协助主持追悼仪式。参加追悼会的干部顿时多了起来，郝冬梅与周蓉左挡右挡也挡不住。
追悼会后不久，微信圈疯转一篇评论光字片等三处危房区拆迁工程的文章，署名“某人”。该文认为，三处危房区的拆迁在本市具有里程碑意义，毫无疑问相当完满成功，但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拆迁过程，周秉义个人正派诚信的人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本地领导干部中，如他那般有人格魅力者，并不多见。
这么一篇微信文章疯转，或许因为文中有这样几段话：“盖中国官场，从政者无非三类。一类曾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后来从政。这类人若不彻底告别文化影响，做不了大官;侥幸做大了,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周秉义本质上属于这一类，他能安全着陆，已属幸事。第二类人曾经是被政治所化，后来也想被文化所化。倘若官已做得很大，对自己对政治对官场都会有些好处；但官还未做大，进步反而就慢了，因为太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第三类人是始终政治化的人，而且被’化’得很成功、很彻底，若再有背景、善于迎上，在官场上则往往如鱼得水……”
有关方面指示，查一查“某人”是什么人。一查原来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也有兵团知青的经历，本名陶平。
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领导主张删除或屏蔽此文，另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小题大做。所幸意见尚未统一，陶平的文章已被另一则网络新闻取代——某女明星的狗与某男明星的狗配对成功，今年有望诞生超级明星狗狗了！
周秉义去世一个多月，周聪和妻子大吵了一个下午，周秉昆骑着自行车前往儿子家调解。穿过一条小街时，有一个男人也骑着自行车相向而来。秉昆一眼看清是德宝，他猛刹车闸正要叫住德宝，德宝头一低，从他眼前一闪而过。周秉昆在原地愣了许久。
然而，周家的亲人们也有好事降临。
七月，周蓉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最初，几家出版社先后退稿，因为她完全是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万般无奈，她只好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请求帮助。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她还接受建议，将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
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劲头儿很足，连续三个月在网上连载，收获点赞无数。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蔡晓光还托几位老友，专门组织了几篇差评，一反一正，争议如潮。好事者翘首以待，读书人也想一窥究竟。小说刚刚面市，网络、电视、报纸就纷纷选摘报道，一时成为当年热议的文化现象。首印五万套一扫而光，出版社赶紧加印，才没有断货。
八月，周秉昆当爷爷了。
周聪升级当爸爸前，贷了一笔款，向周珥借了一笔钱，买下了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精装修二手房。
郑娟抱着孙子欢喜得合不上嘴，她对前去祝贺的周蓉和蔡晓光说:“多漂亮的宝宝啊!
蔡晓光与周蓉走在回家路上时，却一脸阴云。
周蓉问：“你怎么了？”
晓光说：“替你们周家心情不好。”
周蓉又问：“为什么呢？”
晓光说：“我讲真话你可别生气，你看那孩子，明明不漂亮嘛！”
周蓉说：“出生没几天，你能看出什么漂亮不漂亮？”
晓光说：“当然看得出来！有的小孩，一出生就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可秉昆那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巴，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老婆，再生个……”
“你给我住嘴！”周蓉生气了。
晓光叹道：“真话确实令人讨厌啊！”
周蓉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蓉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十一”当日结婚，希望周蓉做伴娘。
实在太突然，周蓉不知该如何回复，赶紧征求晓光的意见。
晓光说：“再突然，那也得答应，咱俩一块儿参加。”
周蓉问：“那怎么对秉昆和郑娟说呢？”
晓光说:“及时转告,先说也邀请他们了,再说咱俩愿代表他俩岀席。”秉昆很快就回了姐姐的短信，表示他和郑娟都想让姐姐和姐夫代表参加。
秉昆告诉郑娟时，她愣了愣，随即高兴地说：“我还经常替嫂子这么想呢，好事呀，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
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红二代”，快七十岁了——她那些侨居国外的朋友为他俩牵的线，搭的桥。他早已持有美国绿卡，起初是国内国外两边跑着经商，后来跑累了，就由儿子接班来干。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挺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
婚礼在本市一座落成不久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很洋派，由一位神父主婚，管风琴奏乐，儿童唱诗班唱圣歌，气氛庄重温馨。嘉宾不多，也就十来桌，还有几桌外国客人。来宾多是老新郎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郝冬梅的亲朋好友只有两桌，包括周蓉和蔡晓光。
周蓉出色完成了伴娘使命，告别时她送给郝冬梅一套《我们这代儿女》，说小说中有她的影子。
郝冬梅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周蓉，低声对她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时，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周蓉和蔡晓光回到家门口时，已有两位男士等着。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总严琦，一位是出版社副总编辑吴山。她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约好的见面忘了。
两位老总是来和她商谈，准备推荐她的作品参评长篇小说大奖。他们希望她到一些重点省份签售，并接受电台电视台及报刊网络采访，撰写创作感想，以便进一步扩大小说的影响。
“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请您全力配合。如果获奖，奖金不少呢，够买一辆好车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吴总说。
“自我宣传确实是必要的。您以前没出过书，起点如此之高，许多读者希望了解您这个人。比如，您前夫是怎样的人，您十余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晓光先生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细细写来。要学会自我炒作。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协助……”严总接着说。
蔡晓光不高兴了，插嘴道：“不许扯上我啊！扯上我，你们要先付费。我的价码很高，每扯一次一百万，一口价。”
两位客人看出周蓉也心有不悦，却不知是为什么，留下一份宣传企划书，马上起身告辞。
“你也看看吧。”周蓉心不在焉地将企划书翻了翻，抛给晓光。
晓光说：“我就不看了吧，刚才听明白了。”
她问：“你什么意见呢？”
他说：“那么大数目的一笔奖金倒是挺诱人的。”
“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肯定把我折腾个半死，你舍得吗？何况，能不能评上奖还两说着。”
“舍不得。你的事，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别受我影响。”
“我怎么决定，你都同意？”
“当然。”
“我的决定是，不参与。”
“那就别参与
“咱们可以买一辆车，等你生日那天买，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就别等我生日那天了呀，那可要等到明年三月份呢。早买早开，我经常拉着你到郊区去转转，好事为什么往后拖呢？”
“行，听你的。”
“不必买太贵的，咱俩都不是虚荣的人，也没什么谱可摆。现在二十五六万的旅行车已经很不错了，就买那种吧。”
“对，由你选。到我账上的稿费七十多万了，年底会近百万。买一辆你说的那种车，还结余不少呢。周明的生活不用我们操心，秉昆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们的生活开始省心了，为了几十万元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的一部纯文学小说，成为年度畅销书，以后肯定也会成为常销书，年年都会有笔版税的。而且，几家电台广播了，出租车司机都爱听，七八份报纸也连载了，我还努着老命追求什么奖呢？不获奖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三五十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真获那么个奖,对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写下去,人家会说江郎才尽。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塞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1、说而已。”
蔡晓光平静、耐心、享受地听妻子说完那一番话，笑着问：“你的偶像是《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吗？”
周蓉说：“对。”
晓光说：“你的想法我都赞成，也都支持。只有一点，有待商讨。你的小说证明，你太有写作潜质了，可以不必当作家，但还是要继续写下去。不写大部头的，就写短篇。有写作的天分，为什么不用呢？”
周蓉沉思片刻，笑了。她说：“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言。”
几天后，蔡晓光和周蓉买回了一辆车。第二天，他们就拉上秉昆和郑娟到郊区兜了一圈。
如果说，得知嫂子郝冬梅结婚的消息后，周秉昆只不过有失落之感，那么，他再见到嫂子时，心情就很忧伤了。
那天,他进城到儿子周聪家监督阳台改造，干完活后穿行过步行街，遇到了郝冬梅与第二任丈夫。她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黝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他身穿呢大衣，拎只服装袋，两人显然刚买了衣服。
双方都因意外的相遇愣住了，谁想装作没看见对方都为时已晚。郝冬梅略微胖了些，气色很好。她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五六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
秉昆本要叫嫂子，话到唇边，猛然意识到不能再那么叫了，改口叫出的是“冬梅姐”。
“冬梅姐”表情不自然地说：“秉昆，你穿得太少了吧？”
那时已是十一月中旬，天气转冷，树叶已经落光，步行街上黄叶遍地，稍显萧瑟。秉昆为了帮着干活方便没穿棉的，外衣里边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上午天气还不是多么冷，下午一起风，他觉得确实穿少了，一站住，感觉更冷了。
他说：“出门时，没想到下午会这么冷。”
郝冬梅见他肩上挎着工具袋，穿身工作服，奇怪地问：“你又干临时工了？”
他如实相告，自己去儿子周聪家帮忙了。
郝冬梅没向他介绍第二任丈夫，大概认为他心中有数，没介绍必要。她也没问周聪情况。她一叫他的名字，第二任丈夫显然已猜到他是谁，朝他点一下头，先往前走了。
二人互相看着，一时无话可说。
“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以后多数时间会住在国外。”
“冬梅姐，多多保重，我会经常想你的。”
“我也会经常想你的，别冻着了，快走吧，打车回家吧。”
“冬梅姐，再见了。”
“再见。”
他们说了几句话，各走各的了。
秉昆穿过步行街走到公共汽车站时，不知不觉流泪了。
那天，他意识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系，历史地彻底结束了。对于他姐周蓉也是如此。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持续的往来了。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
周秉昆一回到家，立刻将自己关在一间屋里，一页页翻着姐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姐姐送给他后，他还没认真看过。他想知道，姐姐是否也意识到了他所意识到的改变。如果小说中没写到，他会对姐姐的小说失望的。
他不吃晚饭，就那么查账般地翻看着。终于在小说的下部中，他看到了这么几行字：
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
这时快晚上九点了，他没能忍住，连续拨打姐姐周蓉的手机。打了几次也没有打通，他更欲罢不能，拨打了姐夫蔡晓光的手机。
蔡晓光立刻接听了。
“我姐怎么不接电话呢？”
晓光低声说：“正哭鼻子呢。”
“你欺负我姐了？”
“怎么会！爱她还爱不够呢。她刚从一本杂志上读完了一篇文章，就与我讨论起来。讨论深了，她就哭。你老姐那人你还不清楚？她不是那种只做看客就行的中国人，她对国事忧虑惯了……我会哄好她的。”
“什么杂志？”
“不告诉你，不希望你也成为看那种杂志的人。”
“那，跟我姐说，我认为她的小说很好。”
“会的，读到哪儿了？”
周秉昆就看着小说，将他终于发现的那一小段念给姐夫听。
“再跟我姐说，读了她的小说我才明白，她原来那么爱我。还得跟她说，我流泪了。”
“秉昆啊，再多看几页吧。在第476页，中间有一行，你一定要读，否则你会睡不着觉，读了就不失眠了。”
与姐夫结束通话，周秉昆接着读小说第476页：
对于人类，世上的好事、美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未免太多，并且仍在不断产生着。一个人即使活上两百岁，也不可能遍享无遗。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美好的事却又太少太少，少到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与之无缘。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以长期寡居……
周秉昆读罢，便又流泪了。
郑娟问：“你怎么了？”
他就读给她听。
郑娟也流泪了，她说：“我孙子一辈子也没法有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好姐夫、好嫂子了。”
他说：“儿子也没有啊。”
她说：“你看书那会儿，儿子跟我通了会儿电话，媳妇又和他吵架了，因为阳台窗的样式媳妇不满意。”
他愣了片刻，叹道：“别管他们的事了，爱吵吵吧。管也是白管，咱们管不好的。”
他还想说一句话：“但愿咱们的孙子有我这种福气，妻子是你这样的女人，而不是他妈那样的女人。”话到唇边，没说出口。
他走到床前，抱着妻子，将头埋在她胸脯上。
他想，他们这一门周姓人家最精彩的历史，居然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再难出一个他姐周蓉那样的大美人儿，也再难出一个他哥周秉义那样有情有义的君子了。
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
这么一想，他的眼泪又禁不住往下流。
二O一六年春节，周秉昆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的都不以为然了。
春节一过，北京“两会”照例成为新闻的重头戏。
蔡晓光开车，带着周蓉在省内一个个偏远农村“旅行”。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周蓉在这两方面经验丰富，晓光乐于做她的助理。她也像哥哥周秉义一样，有了一种心结，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
他俩准备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想让晚年生活得有些意义。
周蓉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耻于当社会的看客。眼下除了决心努力做的这件事，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周秉昆和郑娟坐在蔡晓光开的车上，把姐姐和姐夫送到了市郊。下车后，望着那辆车渐渐远去，秉昆说：“我想走几站再乘公交车。”
郑娟高兴地说：“好呀。”
她挽住他的手臂，而他握住她的手，与自己的手一并揣入兜里。
她说：“像轧马路。”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不轧马路了。”
她说：“他们不轧咱们轧。”她咯咯笑出了声。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春天终究是又来了。郊区空气清新，雪景很美。
他俩走得惬意。秉昆忽然心生一种大的恐惧，怕什么重病突袭自己，或突袭妻子。他怕自己忽然失去了她，或她忽然失去了自己。所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真可谓姗姗来迟啊。而且，他们还做不到完全无忧无虑——谁知儿子和儿媳的婚姻能持续多久呢？
这时，惬意、幸福之感与猝然而至的恐惧，难解难分地缠绕住他的心，他不由得将郑娟的手攥紧，仿佛这样他俩就不可分开了。
她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指甲劈裂粗糙有茧。
他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做得多么好。
因为有了一个叫郑娟的女人成了妻子，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幸运。他想到了姐姐周蓉小说第476页的那段话，内心里反复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过了一会儿，他在内心里说：“天可怜见，地可怜见，让我俩健健康
康地多活几年。萤心，光明，你可千万要保佑你姐和我啊!
他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