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你们关心陆北川的命运，迫切地想知道，那天晚上，她遭遇了什么。我若只是一个犯人，在作犯罪供述，那么，在这里，我得原原本本，按照时间顺序，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但是，我还是一名小说家。小说家的职业训练告诉我，当故事讲到最紧张的时候，我要卖一个关子，贩点私货。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说书人讲到此处时，往往会说一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面的悬念就成了一个钩子，将听者看官们钩住，然后去讲另外的故事。从文学一张一弛的角度来讲，当叙事一直处于紧崩的状态时，有必要舒缓一下，让读者松口气。而对于我来说，这样讲述，还有一个目的，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理智的人，清醒的人，如果我精神有问题，如何清醒地以一个小说家的良好素养来给你们讲述我的故事？那么，诸位，让我效仿过去的说书人，我要说一句，那一晚陆北川的命运如何，暂且按下不表，单说我和黄德基、李中标在酒店不欢而散之后的事。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不严肃，消解了陆北川命运悲剧的沉重性。但是，不消解又能如何呢？一个与你们不相关的人的命运，当真能让你们牵肠挂肚么？当真能让你们揪心让你们痛苦？廉价的同情满足的不过是同情者的优越感，而被同情者，依然无法改变她们悲剧命运的现实。
就在我和黄德基、李中标不欢而散后，我回到家。那天，我在夏天的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了一条转自凤凰网的消息：
外来人员抵穗3天内需申报登记
广州日报讯（记者陈翔）近日，广州市政府官网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来穗人员居住登记工作的通告》，规定来穗人员应当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向所在街道（镇）或者社区（村）来穗人员服务管理机构申报居住登记或者居住变更登记。
……
各位尊敬的女士先生们，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时，心里作何感想。当时，我看到这条消息，背后一阵阵发凉。许多年前的往事如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力与弱小，也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我有理由相信，我们打工者经历过的悲剧，完全有重演的可能性。站出来发声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让我感到悲哀的事，夏天的这条微信后面，我居然看到了好几个点赞。
他们在点赞什么呢？
点赞广州官方做出的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点赞夏天转了这条消息？
或者，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看，点赞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问题的关键是，那点赞的人，是我和夏天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中间有学者，也有官员。也许，他们是真的在为这种规定而点赞吧。
就算是习惯性的点赞，这样一个惊悚的新闻标题，难道就没有能让他们的内心里闪过一些不安？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条新闻。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是出于城市管理的需要，可是，你们听了我前面的讲述，应该会明白，受过暂住证之痛的一代人，他们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内心的愤怒与恐慌。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痛是不为人知的。除了孙志刚事件曾经引起过一些关注，露出了冰山一角的之外，大部分的事实依然沉睡在冰冷黑暗的海底。除了一些被文学界的老爷太太们不拿正眼瞧的打工文学中对这些事实有揭露之外，除了在天涯社区的论坛，有一个帖子里，有无数当年受害者的悲苦控诉之外，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太太们，你们这些所谓的中产们，有谁会去关心那沉睡在海底的黑暗呢？
我想，我要做我应该做的。先生们女士们，在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要和黄德基来个鱼死网破，我要将事情闹大，弄成特大新闻，我想，当关注高到一定程度，应该能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从而引发官方对他们即将出台政策的审慎思考。当然，如果因此让更多的人关注那被遗忘的悲剧，则我死也是值得的。
我给夏天发了一条微信，在微信里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总之是激烈的，失控的。夏天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夏天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说不顺利。我告诉过夏天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告诉过她，我要逼迫黄德基、李中标站出来认罪。但我失败了。
夏天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你太天真，太理想主义。谁会为一桩过去二十年又不为人知的罪行来认罪呢？
我说：不是不为人知，天知地知，我知他们知。
夏天说：你的天和地能站出来指证么？你一个人的指证口说无凭，谁会相信？
我说：可是夏天，你转的微信，我也看了。我看了后，背心发凉。我不知道，他们出于怎样的目的出台这样的政策，不清楚这样的政策如何施行。如果不按规定登记要如何处罚，如果不处罚，那规定又形同虚设，如果处罚，是否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他们如何避免重演历史的悲剧？不是说依法治国吗？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条例废止了。而现在，劳教也取消了，为什么还会出台这样的条例。还是因为，过去因暂住症给打工者造成的创伤不为人知，孙志刚案被当成了一个个案。
夏天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要站出来认罪，我要指证他们。
夏天说：怎么指证？证据呢？
我说：管不了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我的时间不多了。这段时间，我天天晚上都出去收脚印，白天也出去收脚印，我的腿累得都迈不动了。我很累，像一只无脚鸟，一只在孤独地飞，我飞不动了，想停下来。
夏天说：端午，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能有什么事？
夏天说：真的没事？你这样，我很不放心。可是，我正在写论文，不能过来陪着你。
我说：不用陪，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挂了电话，我给夏天发了一条微信，是艾略特《荒原》中的几句。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
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
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
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是我，女士们，先生们，要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将我淹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个和风车作战的吉诃德先生，而我面对的这架风车，是有形的，却又是无形的。不管怎么样，我要战斗了。我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和第二天，第三天发生的事情写成了书面的材料，我将这材料寄给了黄德基所在城市的纪委和我熟悉的众多媒体。很快有媒体朋友打来电话，向我核实情况，因为我举报的人里，一个是著名的企业家，一个是位高权重雄居一方的官员，而我这举报人又是一个在本省颇有些知名度的作家。这样的新闻发出来一定具有轰动性。何况是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形势下。我的记者朋友说：
问题是，你如何证明，你所说一切的真实性，除了你的自述外，还有什么人可以证明，有什么物证没有？
我说：我无法证明。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本来知道的人就只有我，李中标，黄德基，马有贵四个，现在，马有贵死了，另外两个当事人又坚决不肯认罪，我一个人的指证，只是孤证。
我的记者朋友说：如果是这样，那这新闻就不能发出来了。
我说：是否可以这样发一条新闻，标题我都拟定了，《作家王端午指控二十年前不为人知的罪案，公安局长著名企业家或涉案》。
记者朋友想了想，说：我试试看。
我的几位记者朋友，最终都未能将这新闻发出来。一来是我的确没有证据，二来被指控的两个人都不是平头百姓。这样凭空捏造的指控，很可能会惹上官司。
我接到了纪委约请的谈话，这让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市纪委大楼，接待我的两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对我的举报十分重视。但是，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实证。
我说我无法提供。
他们说：我们也不能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你。
我说：那么，我不指证别人，指证我自己可以吗？
纪委的人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说：当然可以。但是你不是党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你指正自己，不归我们纪委管，建议你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一句话拨云见日，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去自首呢？
如果我自首了，就得立案侦察。只要立案，事情就好办了。我决定去自首，在自首之前，我做了精心谋划。首先，我将过去发生的一切成了帖子，在网络上广为发布。我写了当年的我们是如何犯下那罪恶的，也写了许多年之后，我如何知道了自己死期将近，如何回收脚印。然后，给电话在报社的朋友，告诉他们，我要去公安机关自首，希望他们一起跟着去，这可是一桩大新闻。这次，我只是自首，不涉及到他人的名誉。记者朋友很吃惊，对我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于是我将我写的帖子，给他们的邮箱里都发了一份。
女士们，先生们，我没想到，这条路还是行不通。事实上，我在写帖子的时候，就曾想过，是否要说明我是因为听到了小鬼的指示，然后成为了一个收脚印的人，然后才决定要在死前认罪伏法。这是事实，我要实话实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勇敢者，我只是知道了自己的死期，才有了反省的勇气。问题是，帖子发出去后，很快看到了回复，但回复最多的意见，大抵都认为我这是虚构的一篇小说。因为大家无法相信我所说的，我是一个收脚印的人。还有人回复，靠，你他妈有病吧。我回复说我没有病，我真的在收脚印。于是网友又回复，你他妈想出名想疯了，用这样低劣的手法来炒作。我的记者朋友们，在听说了我收脚印的说法后，对于我所谓的认罪说，估计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收脚印的人。没有人相信，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回到过去。
我去了公安局，去的那天，我给夏天电话，希望她能陪着我一起去。
夏天说：你真的要去自首？
我说：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负责。
夏天说：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想给儿子打电话，想了想，罢了。
前妻的电话号码，我用手机翻出来，看了半天，想一想，我既然是那个孤独的吉诃德先生，那独自前往吧。
我的记者朋友们也没有人跟随我前往，他们大抵都把我当成了疯子。
女士们、先生们，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我如何证明我是一个收脚印的人？当我无法证明我所说的收脚印是事实时，又如何证明我所承认的罪恶是真实的？
我到公安局自首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前所未有的吃了一份布拉肠粉。我想，也许，这样是我在外面吃到的最后的早餐了。我坐地铁到公安局附近，在地铁里，我突然有些留恋起自由的生活来，我想，从今天起，我将不能再想坐地铁就坐地铁了，虽然我并不喜欢坐地铁。走出地铁口，我望了一眼南方的天。南方的天空，并不像北方那样经常有浓重的雾霾。我抬头看南方的天空，天空湛蓝。我才发现，我有很久没有这样静静地仰望天空了。我留恋这一切，我突然觉得，我此行很有一点悲壮了。其实，不过是一个罪犯去投案自首，有什么可以悲壮的。我又想，我是将自己的投案自首，当成了一种高尚的行为，这是对陆北川的亵渎。这样想时，我不再看天，我低下了头，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我相信，当我供述我的罪恶后，黄德基和李中标也就难逃法网了。
走进公安局，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自首，于是我问一名女警官。
我说：您好，请问，我要投案自首，找谁？
女警官有一张好看的脸，她看着我，像见了一个怪物：自首？
她紧张地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我，说：你犯了什么罪？
杀人。我说。
女警官又后退了一步。
我说：别害怕，那是二十年前的事。
我被带到一间问讯室，坐在一把前面带着横杠的椅子上。这样的椅子我很熟悉。许多年前，我在治安队混的时候，派出所里就有这样的椅子。治安队也有，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治安员不习惯用这样文明的方法对待那些三无人员。我们治安员的方法更简单也更用效。铝管，皮带，拳头，皮鞋，哪一样都好用而且有效。
我第一次坐这种椅子。坐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内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一下子轻松了。
我是一名杀人犯，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危险的人。我的对面坐着两位警官。斜对面，一女警官坐在电脑前。大约是听说有人要投案自首，门口还不时有人探头，有人走进来。我看见，审讯室的四壁都有摄像头，这让我更家的放心。我所说的一切，都将录下来。
我说：能否给我带上手铐？我想带上手铐。
警官说：不必了。
接下来，开始了问讯和笔录。
姓名。
王端午。
年龄。
1972年6月13日出生。
家庭住址。
我报上了我的住址。
职业。
嗯，作家。
警官问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那记录的女警官也从电脑前抬起了头，看着我。
女警官说：作家？王端午？又小声对另外两个男警官说，我听说过他。
几位警官脸上露出了兴奋。
你是来自首的？
是。
你犯了什么罪？
我杀了人。
杀了谁？
陆北川。
什么时候？
二十年前。
什么地方。
溪头镇溪头工业区。
是你一个人，还是有同案犯？
我心头一喜，这么快就问到了我想说的问题。我说，我们一共有四个人。
另外三人叫什么。
马有贵。马是牛马的马，有无的有，富贵的贵。不过，半个月前，他死了，跳楼自杀。
另外两人？
黄德基。李中标。
两个警察再一次停止了发问，经过了大约半分钟的沉默之后。问话继续。
黄德基？李中标？
大肚黄，道德的德，基础的基。李子李，中间的中，目标的标。我说。
他们的职业？
黄德基，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就是你们的老大。现任市公安局局长。李中标想来你们也不陌生，著名企业家、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