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是因为做了决定，那一年，欣愉和知微的生日过得格外奢侈。
先去拍照片，这倒是每年都有的规矩。那个照相馆离坟山路很远，在苏州河的北边，沪东四川路上。欣愉记得他们换了两部电车，再走很长一段路，最后在一家小得不起眼的铺子前面停下来。
店门口的橱窗里贴着很多肖像照，是老板挑选客人中间拍得好的，多印一份，放在那里做广告。
其中有一张侧脸的半身像，黑白的，没着过色。可能因为年数久了，被日光晒得越来越浅淡，变成朦胧的棕灰色，和旁边其他照片比起来，有种特别温柔的感觉。照片里的女人年纪很轻，梳着辫子，看起来简直像个学生，正对着画面外微笑着。
钟庆年每次都会站在那里出神，直到老板隔着橱窗玻璃看到他们，一脸欣喜地迎出来，张罗着要他们进去。
那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谢了顶，非常瘦小，穿束脚灯笼裤和黑布鞋，讲话带很重的广东口音，喊她和知微“妹妹”，让她们叫他“阿公”，又弯着腰问，今年几岁啦
这一次也是一样的。
钟庆年代她们回答：“过了生日就七周岁了。”
“一晃眼就是七年，要不是看着小孩子大起来，都不觉得有那么久……”老板笑着点头，又背过身去揉眼睛，说，“也不知道我还能给你们拍几回。”
“怎么这么说呢明年，后年，大后年，还要来找您呢。”钟庆年笑，知道年纪大的人都喜欢这样讲。
老板听了挺高兴，一边摆布景，一边絮絮地解释：“现在到处都是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就算是中国人也是大店生意好，像宝记啦，还有王开。我这样的小店，怕是做不下去了啦……”
店堂的确很狭窄，也很简陋，只有闪光灯亮起来的时候才不显得昏暗，墙角挂着一面镜子，受了潮，泛出花纹，镜子边上用棉绳系一柄木梳，地上堆着蒙尘的绢花，还有从房顶上挂下来的背景纸，上面画着各种亭台楼阁，或者外滩的江景与大厦，造作却美好。只可惜处处旧了，处处显得落寞。
“要是淑静还在就不一样了，”老板又道，开始调照相机，人矮，背又驼，钻进蒙布里看取景器简直不用弯腰，“淑静会逗笑，会梳头，会画眉毛，有时候还能帮着我揿几张。淑静最会对付小孩子，也最知道女客人想要照成什么样子。那时候的生意总是比现在好，后来请人，再也没碰到过这么得力的……”
钟庆年默默听着，没接他的话，带欣愉和知微到墙边镜子那里整理衣服和头发，再让她们去布景前面站好，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
老板也还是一意地往下说：“你还记得吗你那时候在汇司捕房，每天巡逻都会经过我们店门口。淑静在店里忙，隔着橱窗，你朝她看，她也朝你看，你们俩就这么认得了……”
说到这里，老板笑起来，从蒙布下面探出头。
钟庆年也跟着笑。时隔七年，他偶尔还是会想起产床上苍白如纸的妻子，一颗心还是像被刀割。但那把刀终于磨钝了，心也习惯了疼痛。他很少会落泪了。
然后，镁光灯爆开，影像凝固，欣愉和知微只觉眼前碎了一地的星星。老板也还是像从前一样，夸她们乖，赞她们长得好，给她们吃糖。
从照相馆回来的第二天，是过生日的正日子，农历六月初六。
一早照例吃寿面。钟庆年在炉子上烧了水，给她们下面条，宽汤，挖一小勺猪油，切了细细碎碎的葱花，盖上一个荷包蛋，再倒一点点酱油。面条很烫，热呼呼的一大碗，她们一边吹一边吸溜吸溜地吃下去，直吃得满头大汗。
钟庆年笑看着她们，问：“接着要去做什么”
“去大世界！”知微叫起来，欣愉也眯着眼睛笑。
越是不能去的地方，就越是期待。期待得越久，到了终于实现的那一天，就越恍惚到不真实。
欣愉记得门票是一角钱小洋，可以玩上一整天。门口有十二面哈哈镜，旁边贴着名字，叫“凹凸光之奇镜”。那个时候开张两年多，已经不大稀奇了。常客们大都司空见惯地走过去，只有她们这样的小孩子才会手拉着手站在镜子前面，看着彼此在镜中的映像，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长脸，一个长脚，或上下颠倒，或左右分离，笑得停不下来。
再往里面走，更发现此地大得像个宫殿。房子是曲尺形的，中间有个耍杂技的露天剧场，四周是环形廊桥，连着红宝、银门、高乐，林林总总十来个剧场。里头唱戏、唱歌、唱评弹、演魔术，还有蛇身体、三只脚、连体人这样的怪胎秀，总之什么都有。
廊桥上有各种游艺项目，坐风车、拉杠铃、击电棒、打弹子、套金刚、钓王八、吹橡皮牛。
廊桥下面有小吃摊，还可以骑小毛驴。知微要吃绿豆糕，又说要骑驴。父亲也难得挥霍一次，全部都答应。赶驴人好心，把她们算作一个，只收一角钱让坐了一回。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铁笼子一样的电梯，门口总是排着长队，一笼一笼地送人上八层塔楼去看风景。
她们一层楼一层楼地玩上去，看见驻场的小京班在演西游记，锣鼓打得喧天响。但隔壁却又是唱越剧的，咿咿呀呀地传过来。
剧场前面位子已经坐满，来晚了的人都站着看戏。她们太矮了，总是被挡住。父亲把她们抱起来，被后面人搡了两下抗议。欣愉有些不好意思，知微却很得意，高高扬着头望着舞台。
白天没有名角儿登场，布景、行头都不太好，做的也都是武戏，配戏的龙套更是跑江湖的武行，罄哐罄哐图个热闹罢了。
第一出演的是花果山，六只小猴子翻滚出来，都是孩子演的，穿一样的行头，画一样的脸，身材却千奇百怪。个子高的也就十来岁的样子，矮的跟欣愉知微她们差不多。排在最中间的那个已经练得很好，手里耍着五色旗，满场伏虎跳，还会凌空踢花枪。可角落里一只胖猴崽却一看就知道是才学的，跟斗翻到一半，一屁股坐到地上。就这么硬凑在一起，十分滑稽。她们看得哈哈大笑，黏着不肯走。
再到下一场，总算坐到位子，台上演的是《三请樊梨花》。这一天能称得上角儿的正好就只有这么一个刀马旦，全套点翠的头面，穿蟒扎靠，戴了翎子，脸画得艳若桃花，一双凤眼斜飞入鬓，目光随着功架流转，能唱、能念、能做、能打，又叫她们看得入了迷。
从剧场出来，已经是午后了。
父亲带着她们上塔楼，在那里买了一杯酸梅汤给她们吃。你一口我一口，知微只晓得记着轮次，不要谁多了，或者谁少了。还是欣愉问：“阿爸你要不要”
钟庆年笑着摇摇头，揉了一把她的顶发，走开几步，点了一支烟。
正是盛夏，天空中云舒云卷，风吹来海上丰沛的水汽，高处难得的凉爽。他微微俯身，手肘靠在栏杆上，望着远处出神。
后来，隔了许多年，钟欣愉每次尝到乌梅的味道，总是会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眼角的细纹。
接下去的事就有些记不清了。也许是玩得太疯，她起初只是伏在父亲肩上歇一歇，没想到就这样睡过去，最后是被抱着回家的。
但后来忆起当时，知微却总是说：“那天睡着的人其实是我，你是拖着阿爸的衣角走回去的。”
欣愉觉得不对，她分明记得那腻腻的汗意，温热的风，父亲宽实的肩膀，艳阳下闭着眼睛都能看到的一片金黄。以及醒来时，发现脸上和手上黏黏的痕迹，舔一下，还是甜的，是酸梅汤的味道。
可再转念，又是不一样的画面。她同样也记得自己拖着父亲的衣角，走过宽阔的敏体尼荫路和爱多亚路。那时，路边只有些碗口粗的小树，树荫还很细碎，午后耀目的阳光坦坦荡荡地洒下来，晒得她双颊发烫。
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她也不确定了。
只记得那天夜里，父亲拿出新书包，还有新买的白羊毫笔，一块砚台和一截子徽墨，说是送给她们的寿礼。她们把文具装进书包，再把书包背在身上，对着玻璃窗照自己的影子，想看看是不是也像那些上学的大孩子一样神气。
又隔了几天，父亲带她们去培华学堂考小学。
学堂里的先生问她们几岁可认得字那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话说得很和气，也不是什么难答的题。欣愉却紧张得想吐，还好有知微握着她的手，才让她镇定了一点。可过后知微又要笑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
但不管怎么样，她们还是拿到了培华学堂的蓝布校徽，就连过生日拍的照片也洗出来了。
相纸被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四周有精致的白色花边，围着一方黑白灰的画面。画面中，她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两相望。身上穿一色式样的小褂子，梳一色式样的学生头，脸上带着相似却又不同的笑容，一个是一望见底的天真，另一个却透着些狡黠。
欣愉想象，如果老板把这张照片摆在橱窗里，路过的人停下来看一看，大约也会议论：这一对双生子，不是长相一模一样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