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张照片之后不久，钟欣愉又收到上海来的假钞。同样也是林翼那边的出品，但除了法币，又多出些别的来。
北海、浙东、鲁西、长城银行……她看着，只觉讶异，竟然有这么多她没听说过的银行，她不认得的纸币。
还是秦未平告诉她，这些其实都是抗日根据地里发行的流通券，遍布从西北到华中的许多地方。
原版大多是单色的，没有任何高超的防伪手段，只是印在当地自制的土纸上，别处找不到替代品，要仿制便得从造纸开始，随便磨磨洋工，一个版至少费时半年以上。但土纸又不耐用，原版纸币收回更新的速度很快。等到假币印出来，被仿的那一版早已经退出流通了。
土，竟然也可以成为一种防伪的手段。钟欣愉不禁莞尔，甚至又想起自己对程佩青说过的那句话，其实不止一个两个，真的。
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土银行的存在，但她没说错。
与此同时，歌乐山防空洞里的印钞机也在开动着，既印法币，也印中储券和日本军用票。成品从机器上下来之后，再行做旧，仿造那种粗劣的质感，破败的品相。
这些“特券”还是被军统运到第一战区的洛阳，以及第三战区的上饶，再由特工从那两个地方带进敌占区，采购物资，雇佣各种眼线的经费，收买伪政府官员、伪军军官的贿金，都从这里面开销。
当时做过统计，不论在华中还是华北，每一千元储备券或者日本军票中，就有一元是“特券”。
相形之下，日本方面印的假法币其实也不少，但为了混用方便，仿制的大多是小面额，瞬间便淹没在超发的真币当中。
那是1944年，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发行从五千到五万元不等的本票，就跟现钞一样使用。
手里有点钱的人不是赶紧买成黄金，就是在囤货。劳动阶层的薪水改成每天结算，许多人法币一拿到手上就去换成东西。除了必需的食物，还有白报纸、纱布、乳粉、咖啡、香烟、肥皂、洋蜡烛。进口货统统成为奢侈品，一双玻璃丝袜已经卖到上万元。
银行里更是银根奇紧，常常因为突然传出来的什么消息，被储户挤破了门槛。
中行也不例外，沈有琪好几次通宵办公，碰上董家乐也要值夜，只能把女儿思承送到钟欣愉这里来，托给她家的保姆带。
隔天来领孩子，有琪告诉钟欣愉：“同业里都在传，有大笔的钱给上面划走了，说是临时拆借，结果各行庄一对头寸，差额四个多亿。”
有琪唏嘘，钟欣愉却只是听着，在心里算了算，四个多亿，其实也不过就是再开几天印钞机而已。
类似的事层出不穷，已经不再让她觉得意外了。
比如美金公债的签呈，果然批下来了，高层现金落袋。有人匿名告到上面去，但调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紧接着，又出了黄金加价的事情。
目的也是为了平抑通胀，收拢游资，财政部召集行局负责人开会，宣布黄金期货和黄金存款的牌价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高到3万5千元，自次日生效。
当时银行营业时间已经过了，消息一经传出，又是一夜通宵办公。官僚富商、银行业内的高层，纷纷赶来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哪怕手头没钱，也可以用空头支票，或者转账申请书代替现款购存。这一办就办到次日天明，可存单上写的还是前一天的日期。
这一回，匿名状告的人也算是学聪明了，直接把事情捅到了报社。
新闻登出来，舆论一时哗然，都在要求彻底追查，公开处理。
财政部不得不会同四联总处，到经售黄金的行局查账，舞弊铁证如山。只可惜牵涉到的“闻人”太多，最后大都退款了事，暂免追究。
除了金融上的混乱，还有战场上的消息，各种各样。
有的在说，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已经不行了，美国人随时可能登陆日本本土。
但也有人说，冈村宁次正计划出击四川，拿下重庆。
这说法在秋天达到了顶峰，日本人占领了桂林和柳州，美国军事顾问也认为难以抵挡，到处都在传即将迁都西康。
而后便是轰炸武汉三镇，飞虎队的飞机在武昌、汉口、汉阳上空投下了1500吨的燃烧弹，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四万平民伤亡。一座城市，以及其中数以万计的人命就像一粒尘埃那么渺小，说抹掉就抹掉了。
大约因为是盟军的行动，这场大轰炸并未出现在后方的报纸上，中文或者英文的都没有。
只有零星私底下的议论，说李梅和陈纳德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测试新配备的M69凝固汽油弹。而武汉的民居大多用木材建造，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试验场。
钟欣愉不禁琢磨，程先生在美国会不会听到这个消息呢那个他曾经求学、工作、生活过的城市，现在已是一片废墟白地。
这是1944年的12月，新年前夜，她和秦未平在美国大使馆参加跨年的宴会。
“迎接胜利年”的标语又被挂了出来，但这一次也许是真的了。因为她刚刚收到上海传来的假钞，是美金，那种她和林翼曾经仿过的五美元。
“日本人没钱了。”秦未平道。
恰如许多皇帝和将军都说过的那句话：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钱，钱，还是钱。
继续打下去的基础已经没有了，1945，可能真的就是胜利的一年。
钟欣愉听得出来，秦未平的语气里有欣喜，也有凄然，或许因为这一场战争已经进行了太久，太多的人与物随之逝去。
但也是在那场宴会上，她又一次见到了曾经以为永别的人。
那时，《星条旗永不落》的音乐刚刚响起，周围的来宾都将右手按着左胸，唱得投入而动情。
她默默站在他们中间，似乎感觉到一点目光的压力。她朝来处看去。几米之外，隔着几个带女伴的军官，艾文同样垂手站立，静静望着她。
不约而同地，他们走出大厅，找了个背静的地方讲话。
“你这样走掉好吗”她轻声笑问，回头看一眼那些虔诚而自豪的人。
艾文也笑，低头对她说：“我跟他们不一样，I’mShanghai-lander.”
西崽送酒过来，他接了，用中国话道声“谢谢”，还带着明显的吴语口音，就像从前一样，身上穿的西装潦草而宽大，甚至比从前更像那个落拓的诗人。
但他没问她当年的事，只说他自己：“我去过香港，后来又到了上海……”
是去找我吗钟欣愉想问，却没有说出来。
“都是在大学里，”艾文自动解释，“跑跑当地的报社和档案馆，找一些资料，采访一些人，是为了我当时在做的一项研究。”
“什么题目”她问。
他却不答，只是道：“我可以把那篇论文给你看。”
而后，便又说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在北碚，除去煤矿，便是国立中央大学，挑担子的矿工和各种西装旗袍的学者聚居在那里。一间一间用板壁隔出来的宿舍，师生都挨着饿，卖掉衣服换吃的东西，后面有座山，野菜甚至都来不及长成就被挖掉了。少爷就是少爷，贫寒在他口中说出来，竟也有种浪漫。
大厅里的合唱已经完结，其他宾客走动起来，看见他们，都觉司空见惯，只当是又一个美国人交了中国女朋友。
仅仅几年之隔，排华法案已经废除，民国第一夫人访问美国，时代杂志上登出她的大照片，记者撰文议论她的旗袍，她的英语演说。重庆这里也不断有名媛淑女和美国外交官、军官结婚，娶个中国太太不再是社交上的自杀了。
两个人相视而笑，也许都觉得荒诞，仅仅只是几年之隔。
钟欣愉想说，这并不是我们分开的原因。但在她开口之前，却觉得艾文也已经知道了。
秦未平来了，他们道别。但艾文还是跟她要了她的地址，说会把那篇论文寄给她。
几天之后，1945年的新年，钟欣愉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那里面是艾文的手稿，写了桐油借款，写了平准基金，写了中储券的发行，以及中行别业惨案，那一场场的爆炸与暗杀。
钟欣愉坐在窗前读着，竟又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念头，没有人愿意写银行职员的故事，也许因为他们做的事太过沉闷，又欠缺高尚，说惨吧不够惨，进步又不够进步。但终于，终于，这一段还是被记录了下来，用一个学者的方式。
继而她忽然明了，艾文或许已经知道了一切，用一个学者的方式。
在那篇论文的最后，她读到这样一句话：
我试图通过这一次简明而粗浅的研究，探索中文与外文资料结合的可能，记载并且了解这一段黑暗而英雄的历史。
黑暗而英雄，她看着这几个字，反反复复。
脑中是那一年春天的太平码头，林翼把手肘搁在窗框上，看着漫漫的江水笑着，轻声地说：小时候演猴儿戏，自然也做过当盖世英雄的梦……
那一瞬，欣愉和知微都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