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9日，吴晓菁坐飞机到达北京，出了机场，乘地铁去市区，目的地还是德胜门外那个招待所。
春节假期刚结束，北京天气很冷，空气灰霾，根本不是旅游的季节。那一带却如往年一般热闹起来，路上多的是年轻漂亮的面孔，拖着旅行箱，像是加了一层跟周围人不一样的滤镜。
地下室的房间租金也涨了，论天算，五十一晚。她先交了两周的钱，700元。安顿下来之后，便去附近网吧，上网确认参加四所学校的初试，而后找地方吃饭，再回到房间里，做完一整套软开动作，仰面躺在那张木板搭成的床上，默背初试朗诵的选段。次日清晨早起，再跑去附近公园，练习演唱的曲目。
考试开始之前的那几天，她都是这么过的，只觉一切井井有条，确定无疑。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的，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是因为在校门口听见家长议论：今年是招生小年，去年招80，今年只有30个名额。
又或者是在进入考场的队伍里，听见有人说：别提你演过戏，考官只喜欢底子好的白纸。
以及第一所初试放榜之后，隔壁房间传来的碎语声：只报了大院吧？还不上培训班？那过不了也不奇怪……
总之，两周之后，四所学校陆续放榜完毕，她去了好几次网吧，在忽然而起的网络拥堵中，刷新页面，找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次，甚至都已经没有期望或者失望的感觉了。当时竟又想起那句话，考官喜欢底子好的白纸。好吧，她不是。她只是一张被拙劣地恶作剧般地涂鸦过的，揉皱了展平，再揉皱再展平，如此重复一百遍的废纸。
那天，她离开网吧，没回招待所，漫无目的地走，走完一条路，随便拐个弯，再走上另一条路。最后停下，是因为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高架路上，身边车流呼啸而过，驾车人隔着车窗对她投来诧异的一瞥。
她却没什么反应，转身挨着栏杆，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街道、建筑、来来往往的人和车，想到很远很远的事，甚至远到她出生之前。
父母原本都是工人，凭一点文艺特长进了文化宫的职工剧团。母亲跳舞，父亲吹萨克斯风。团里演出，或者办交谊舞会，总是他俩搭档，一来二去认识了，睡到一起，有了孩子，又结了婚。
九几年，父亲出国。当时她还不记事，后来听人家讲，仿佛是因为一个女人，总归是因为一个女人。
也是在那几年，上面的拨款没有了，文化宫越来越没落。有本事的人渐渐走光，剩下的开始办培训班，教跳舞，教乐器，但也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老师，只能赚点小钱。
母亲吴绮从前自己跳舞，后来教别人跳舞，没学生的时候又学了化妆，到处接些零碎工作，演艺这个行当里的人也认得几个，总觉得自己算是有些门路的，踮踮脚就能把女儿托上去。
于是，有机会就塞她去拍广告，各种剧里跑龙套，还有文艺晚会上的演出。
演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台下领导穿大衣羽绒服，演出的孩子穿吊带薄纱裙，软底舞鞋，甚至光着脚。会场总是很大，舞台上几乎没有空调。耀目的灯光照下来，倒是也不觉得冷。每个孩子都努力笑得很甜，希冀摄像机镜头扫到她们的时候能多停留一秒钟。
但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9岁，她开始学拉丁。
因为练习、比赛、考试，她上学总请假，甚至连班上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全。学校老师看不惯，认为不该让孩子荒废学业，而且还是跳这种性暗示明显的舞蹈。
其实，吴绮让她学拉丁，只是因为自己就能教。
每一天，每一夜，练功房里，她在前面跳，母亲在后面演示。整面墙的镜子，照出一大一小那么相似的两个人。
便携式音箱传出舞曲，旁边就是节拍器，一下，一下，一下，把旋律分割成无数碎块，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系。
她甚至可以看见那座音乐的塔，正被一把隐形的刀切开。刀刃锋利，如若无物。塔的结构忽然变得松散，破裂，跌落，四散，消失。
10岁到12岁，母亲送她参加了三年小艺考。从上舞到南艺，再到北舞附中，她都考过。
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上海到北京。
吴绮对她说：“机票多少钱你知道吗？”
她很自觉地答非所问：“我一定好好考。”
但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那时，她身高155，体重69斤。吴绮觉得要减到65斤，严格控制她的饮食。
有个一起学舞的女孩带了黄岩蜜橘，分给她一只，两人躲楼道里偷偷地吃。
吴绮发现，只把她痛骂了一顿，说她又馋又蠢，不知道谁对她好，谁又想害她。
那女孩也在旁边，虽然还是小孩子，也已经懂得听话听音，后来再也没跟她一起玩过，遇到了最多远远看一眼，对她笑笑，便和其他孩子一起走开了。
那时，吴绮会把她打扮成公主的模样，满眼爱意地看着她，说：我的宝贝最漂亮。
也会抓着她的手臂，拼命摇晃她，对她嘶吼：你怎么不去死，为什么不死啊？！
那时，她练得越多，越记不得下一个动作，有时甚至会完全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唯一记得的只有考试的要求。
国标专业的软开跟中国舞以及芭蕾是一样的，另外还需要准备拉丁舞和摩登舞各一支。
所有考生都穿最基本的连体舞衣，看起来跟游泳衣差不多，光脚不穿舞鞋，站在考官老师面前，三点、五点方向转身展示，然后坐下绷脚，体前屈，横叉，竖叉，卷腰，下腰……
上了考场，她浑身发冷，亮相的时候短暂保持不动，手指便会颤抖。
于是，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再后来，大约是因为失望，也没有钱继续供她艺考，吴绮突然彻底放弃了跳舞这回事，不让她跳了，自己也不跳了。
整个人一下子显出老态，没了那种身段和功架，开始用更实惠的姿势站着，坐着，走着，躺着，不再顾忌好不好看，只以省劲儿为目标。
这下反倒好了，两个人都觉得轻松。她在一个又一个剧组里讨生活，也可以变成一个又一个别人，今天是教室里听课的民国女学生，明天是元宵节看灯的宋朝妇人。真正的演员距离她近在咫尺，有时她甚至可以站在她们的位置上，等待调整机位或者打光。
但还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
接到言谨的电话，夜已经深了，黑暗滤去所有细节，城市仍旧璀璨，只一盏路灯照着她。
“你还在北京吗？”电话那边问。
“嗯。”她回答。
“我也是，”那边又说，“刚下飞机，过来做那个盗播的案子。警方说是确认了2000万的非法收入，但是侵权作品有5000多部，这平均下来每部才4000块钱啊！组里还接了跨国的盗播案子，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结果只有越南那边的合作律所掉链子。办完这里的事，我可能还得去趟越南。这回打算跟我妈说去的是香港，哈哈哈……”
气息里带着点喘，听得出来是边走边说的。
“我没考过。”她终于开口。
那边静了静，才道：“没关系的。”
“我不想再试了。”她又说。
“没关系的。”那边重复。
“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那就等你知道了再决定。”
“可我已经22岁了。”
“22是有多大？”
她站在风里，任由眼泪落下，风吹得脸颊冰凉。
“一起吃个宵夜呗？”她控制住声音，提议。
“好啊！”那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