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身临其境时，常常浑然不觉？
比如我和辛医生，我们一次次地相遇，一次次地分离，却毫无感觉。直到第三次分离之后又重逢时，我才隐隐地明白了些什么。我想这个人和我，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吧。为什么他总是让我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快乐？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总是禁不住独自微笑？
在漫长的进军路上，他像一缕阳光，静悄悄地暖在我的心里。无人知晓。
我们的初次见面几乎是一晃而过，没留下任何痕迹。第二次相遇也很平常，就像秋雨遇见了落叶。
我是在部队将要离开甘孜时，与他相遇的。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军西藏，离开甘孜时，上级要求我们所有进藏人员进行体检，凡是心脏有问题者必须留下。雪域高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天下午，我和吴菲刘毓蓉她们一起来到河滩边上的师卫生队，等待体检。等待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的心脏有问题，通不过。因为心虚，我就一个劲儿朝后靠，让吴菲和刘毓蓉先检查。
我站在后头往前看，看见一个医生埋着头，在仔细地听着面前那个人的心脏。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发着亮光。他抬起头来笑笑，向面前的人说着什么。我看见了一张与浓密的黑发十分相称的英俊的脸，最多20岁。不像个大夫，倒像个学生。他的笑容灿烂明朗，像高原上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彩的遮挡。我当即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我想，这个医生一定很好说话。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求情，他一定会帮我的。
轮到我了。我发现已经检查完了的吴菲在一旁朝我笑，还眨眼。我想怎么啦？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吴菲什么话也不说，指指医生，拉上刘毓蓉就跑了。
我转头去看医生，医生朝我笑笑，就像对一个认识的朋友那样，很亲切，很随意。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忽然照亮了我的记忆，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是记不住别人的模样，从年轻时就这样。我在脑子里回忆着，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也朝他笑笑，是一种近乎讨好的笑。我说，医生，我的心脏肯定没问题。他说我还没检查呢，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自己的心脏我还能不知道吗？
他笑笑说，怎么，又想捣鬼吗？
他一说这话我马上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我们在重庆体检时，发现我称体重弄虚作假的医生。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怪不得吴菲朝我眨眼。我脸一下红了，心虚地抵赖说，谁捣鬼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朝我摆摆手，叫我不要说话了。
他认真地听我的心跳。
还没有人那么认真地听过我的心跳。
他听了很长时间，我几乎要坐不住了，他才从耳朵上取下听诊器。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的心脏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好。
我一下急了，我说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吗？
他说，心脏有些杂音，还有……
我急急地说，不可能有问题的。我从来没感觉。你千万别说我不行，我不想留下来。我要跟着队伍往前走。
我说这话时已带上了哭腔，那时候我还是很容易哭的。我说医生求求你了，不管我的心脏怎么了，千万别让我留下来。我都走到这儿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要走到西藏去。你快说没有问题呀？
他看着我，那样看着我。我至今能想起那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开始给我量血压。我定定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想着怎么说服他。量完血压他露出一点笑容，说还好你的血压没问题。我连忙说，那我不用留下来了吧？我可以继续走了吧？
我才不管什么血压心脏，它们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能不能留在进军的队伍里。
他终于说，好吧，但你还是要多注意。你的右心室有些供血不足。
我连忙说，我会注意的，一定注意。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注意什么。我只想赶快通过体检。我说谢谢你了，医生。
他说，你叫什么？我以后好照顾你。
我爽快地丢下我的名字，飞快地跑走了。
这就是我们相遇的情形。
我说过，普通得就如同秋雨遇见了落叶。
很快我又见到了他。
大概上级对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孩子不太放心，出发前，特意增派了3个男同志前来协助苏队长的工作。
那天晚上苏队长把我们集中起来，高兴地说，同志们，上级对我们女同志非常关心，特意派了3名男同志到我们队参加工作。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一抬头，惊喜地发现走进来的3个男同志中，有一个是他。
我们像已经认识的朋友那样，互相点头致意。我发现他是个十分内向的人，或者说十分腼腆的人，看见我们齐唰唰投向他的目光，他竟不知所措地低下头去。不像另外一个年纪大些的和一个岁数小的，始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苏队长介绍后我才知道，他姓辛，被上级派来担任我们队的副队长兼随队医生。另外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同志担任管理员，年纪小的任通讯员。
我很高兴。除了高兴，好像觉得心里更踏实了。真怪。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感所致，还是我对他的特殊信任所致？当然，我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和他过于接近，一定要注意影响。那时候注意影响是苏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在他们来之前苏队长还特别强调说，3位男同志来队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影响。我明白苏队长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以至在后来的进军路上，我们甚至把不和男同志接触当成是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的一种表现。
苏队长把他们3位作了介绍了之后，我们一起呱叽呱叽的鼓掌，表示欢迎。然后他就代表三位男同志讲话。
他坐在那儿，起初很拘谨，但讲了两句之后，情绪渐渐生动起来，眼睛亮亮的，脸颊泛红。他给我们讲的既不是军长政委讲的那些道理，也不是苏队长讲的那些注意事项。他给我们讲的是历史，讲的是自17世纪以来，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是怎样吸引着无数西方人。最早的一次是1627年，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团到了日喀则。以后就不断地有西方人进入这块神秘的土地。来自葡萄牙、意大利的传教士，来自荷兰的旅行家，来自俄国、英国的外交官，还有来自许多西方国家的探险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医生等等，他们千方百计，也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地渴望进入西藏，渴望揭开亚洲大陆上这个神秘高地的面纱。许多人一去无回，许多人暴死途中，但仍不能阻挡这些人的步伐。到19世纪末，非洲大陆上只有很少几处鲜为人知的地方了，那么这个世界除了南极洲，只有西藏是最神秘的地方了。人类的探险本能求知本能，使得他们更加强烈地向往西藏。当然，更有那些具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对西藏垂涎三尺。本世纪初，英、俄两大帝国都在窥伺西藏，为向西藏渗透和扩张势力的明争暗斗。1903年，英帝国主义终于派出远征军侵入西藏。当然，他们遭到了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以至爆发了著名的江孜保卫战。
我们听得简直是入了迷。我们没想到这块土地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尤其是辛医生说，在那些千里迢迢走进西藏的传教士中还有女人，我更是感到了惊讶和钦佩。我想她们能行，我们更能行。
最后辛医生情绪激动地说，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让我们从现在起，就同甘共苦，坚韧不拔，迈开双脚丈量高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世界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
他的讲话赢得了我们热烈的掌声，也赢得了我心里深深的敬意。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懂得可真多，他可真了不起。
会开完了，尽管苏队长一再催促我们早点儿睡，可我们哪里睡得着呢？
明天就要出发了啊！
我们终于出发了，从甘孜向昌都进发。
甘孜到昌都，有1500里路程。如果是在平原，如果是空手空脚，1500里路程也许不算太难。但我们是在高原，我们还赶着牦牛，我们还要背着自己的口粮、帐篷以及高原御寒的皮衣等，每个人差不多负重40斤。
出发前我们就被告知，接下来的道路非常艰辛，比之川西到甘孜不知难了多少倍。不仅所有的山山水水都要靠我们的双脚去迈过，而且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道路将越来越崎岖，海拔将越来越高，空气将越来越稀薄，气候将越来越寒冷，给养也将越来越困难。这一连串的“越来越”预示着异常艰巨的进军道路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这一切还没到来时，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是抽象地想，要迎接更大的困难了，要吃更多的苦头了。但我们对战胜这些困难充满了信心。正像辛医生说的，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
其实为我们这些女兵作榜样的，还不是那些敢于冒险的外国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女人文成公主。苏队长最爱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当年文成公主凭她的三寸金莲都能走到西藏，今天我们革命战士还能走不到吗？！
真的，这话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怎么会输给一个遥远年代的公主？
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了，知道在公元7世纪，有一个叫松赞干布的年轻的藏王，因为倾心唐朝的先进文化，想以联姻的方式与汉民族建立友好的关系。当时的皇帝唐太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将美丽的文成公主许配给了他。文成公主身负重命不远千里来到西藏，与松赞干布成了婚，留下一段藏汉人民友好的佳话。
我不知道文成公主是不是三寸金莲，也不知道她当时进藏是骑马还是步行，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她就去了西藏。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会是飞进去的，她一定是贴着西藏的山水一寸寸匍匐进去的。既然她都能进去，同为女性，我们肯定也能进去。这应该是勿用置疑的。
文成公主绝对不会想到，她会成为一千多年后女人们的光辉榜样。
我们背着行囊，赶着牦牛，真是浩浩荡荡。
那些牦牛的背上，驮着沉沉的木箱和麻袋。里面有银元，有代食粉和大米。那都是我们进军西藏赖以维持性命的东西。我们每四个人一组，轮流和牧民一起赶牦牛。那些牦牛尽管在我们的口哨声中上了路，但它们和我们毕竟还有隔膜。它们时不时地要表现一下这种隔膜。不知有多少次，它们跑散了，跑得满山遍野都是。虽然有两个牧民帮我们，可毕竟有200多头牦牛啊，一旦跑散了，我们就必须全体出动，耐心地一次次地把它们找回来，再重新整队上路。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走50里，最少的时候，一天只走了8里。
牦牛实在是太散漫了，它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只要看见哪个地方有草吃，那你就别再想往前走了，随你怎么赶，它们也不会走，非吃饱了不可。特别是爬山的时候，牦牛是决不走正道的，跑得满山坡都是。
刚开始我们很不习惯，总想让它们和我们一样听招呼守纪律。后来牧民比划着告诉我们，那没用，还是顺着它们为好，它们毕竟是牛。我想还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常常饿着肚子的牛。西藏的一年四季中，只有几个月是有草可啃的。我们慢慢的也就习惯了。每当牦牛发现了自己丰盛的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开始享用时，我们就索性坐下来歇着，等它们享用得差不多了，再往前走。
所以每天赶牦牛的队伍都是最先出发，最晚到达。
即使我们这么顺着它们，它们也还是有脾气。
这一天，轮到我，吴菲，赵月宁，还有刘毓蓉四个人协助牧民赶牦牛。刚出发没多久，一头牦牛突然撒野了，又蹦又跳，挣脱掉了驮在身上的两麻袋物资，撒腿就跑。赵月宁正好在旁边，伸手去拉它，被它蹬倒在地。一转眼，牦牛跑得无影无踪了。赵月宁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掉在地上的两麻袋东西就大哭起来。
两个牧民见她那样，赶紧吹起口哨去找。我们也跟着吹起口哨去找。全队的女兵都吹起口哨去找。顿时，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我们的口哨声，像鸟儿在合唱。我从没想过口哨也能吹得那么好听。我们聆听着自己的口哨，真有些陶醉。那只撒野的牦牛大概也陶醉了，慢腾腾地钻出了树林……
我看见苏队长走上前去牵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它一边说，牦牛呀，你别欺负小赵好吗，她才14岁，她还没有你高呢。
小赵见牦牛回来了，擦掉眼泪站起来，一声不吭地和大家一起，重新把麻袋上到牦牛的驮子上。苏队长问她要不要休息？她倔强地摇摇头。刚才牦牛撒野时，把她踢倒在了地上。这是我们中第二个挨牦牛踢的，第一个是吴菲，腿还在痛呢。辛医生卷起小赵的袖子察看，发现胳膊被踢肿了，要给她处理一下。但她倔强地甩开了辛医生的手说不用，她一揉着胳膊一边死死地瞪着牦牛。她的小小的红肿的眼睛和牦牛那铜铃大的眼睛对视着。
片刻，牦牛好像服输似的，把头转过去了。
我从一份资料中看到，从1950年进军拉萨到1954年底公路修通，几年间，参加运输物资的牦牛多达百万头。百万牦牛为我们进军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前年我们这群女兵——如今的老太太在一起聚会时，吴菲阿姨也专程从西安赶来了。我们又说起了这段往事。我问她腿怎么样了？她笑说那还好得了？落了个骨质增生。一疼起来走路就像个瘸子。小赵阿姨说，我还不是，肩肘炎厉害着呢。谁让我和牦牛干架呢。大家都笑了。
我想，我们都留下了疾病和伤痛作纪念。
你留下了生命，自然留下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但我们中没能留下的生命的人，却留下了永恒的青春。
前些日子，我忽然在电视上看见了它们，我是说牦牛。它们和几十年前一样，还在高原的草滩上悠闲地吃着草，它们一点儿也没变。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冲动，想回高原去看看它们。我想它们一定还记得我，记得我们这群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女兵。
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一条波浪翻滚的河横在了面前。
河上架着一道铁索桥，那铁索桥比泸定铁索桥细多了，有些地方只是缠着一些细铁丝和破麻布片，看上去非常危险。河的跨度有七八十米。桥下水流湍急。
又是一道险关。
有了过泸定桥的经历，我们的心里已不再那么惊慌。领导让我们把牦牛群暂时交给经验丰富的藏族运输员，自己先过桥。我们就拉开距离，一个一个地上了桥。
很快就轮到我了。
我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惊慌了。我将背包紧了紧，用手绢系住，然后一步跨上桥去。我的心里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桥再险，好歹也是平的，不用再攀登了。不停地翻山越岭使我不会直着身子走路了，我渴望面前出现平路。我几乎是没什么感觉，就走到了桥中间。
但突然，险情发生了。我听见身后有人喊，不好了，牦牛惊了！快闪开！
我感觉到桥身猛烈晃动起来，根本来不及回头，一头牦牛就从我的身边猛冲了过去，一下子把我撞出到了桥板外。在那一瞬间我本能地抓住了桥上的铁丝，整个人就被悬空吊在了桥边上。我往上一使劲儿，想踩到桥板上，但一根铁丝又卡在了我的背和背包之间，把我重新荡了出去……
我就像荡秋千一样在湍急的河水上荡着。
帽子掉下去了……
披在背包上的棉衣也掉下去了……
我听见桥两边的人在大喊，拉住她，快拉住她呀！
有人朝桥上跑来，但因为桥晃动得很厉害，无法跑快。我当时想，完了，今天要牺牲了。一旦掉下去，马上就会被这湍急的河水冲得无影无综的，也许就冲回老家重庆去了。
求生的欲望令我死命地攥住铁丝。
眼看就要攥不住的时候，一只急切的手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抬头一看，是他，辛医生。他喘着粗气，一边用力抓住我，一边安慰说，不要怕，不会有事的，有我在，你绝不会掉下去的。我点头。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的心先回到了岸上。
由于铁丝卡着的缘故，他无法将我一把拉上来。于是他全身趴在桥上，用尽力气拉住我的胳膊。他拉得那么紧，身子勾得那么低，低得半个身子都悬在了桥外，让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在阻止我掉下去，如果要掉下去也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掉。我知道那叫什么，那叫舍命相救。我不再害怕了。这时已经率先过了桥的苏队长和管理员也跑过来，一个拽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一个去解开挂住我的铁丝，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我拉上了桥。上桥之后，辛医生的手仍没有松开我，好像生怕我再掉下去似的，一直把我拽到桥头才放。
惊呆在桥头上的吴菲和刘毓蓉一起扑过来，搂住了我。又是哭又是笑。我却像吓傻了似的，呆呆地站着，我只觉得两腿酥软，心咚咚直跳。嘴唇也咬出了血。
他呆呆地站在一旁，大口喘着气，好像还没回过神来。我穿过苏队长的肩膀朝他感激地笑笑。一直没流泪的眼里，忽然就涌出了泪水。
他看了看流泪的我，转身离开了。
后来苏队长告诉我，就在这座桥上，头天刚掉下去一个男军人，还有一匹马。他们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惊涛骇浪里。我若掉下去了，肯定不可能再生还。
赵月宁小大人似地拍拍我的肩安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心里一动。什么是后福？
我当时只是想，命运让我遇险，是为了让我知道我是个幸运的人。
到了宿营地，我们就忙碌起来。那时我们分为做饭小组，拣柴小组，搭帐篷小组。我分在搭帐篷小组。所谓的帐篷，其实就是把4个人的4块雨布合在一起，中间用扣子扣上，边上用绳子拉住，拴在柱子上。一个帐篷也就勉强睡4个人。因为力气不够大，我们搭出来的帐篷总是歪歪倒倒的，像一朵歪蘑菇。
我正在那儿拉绳子，苏队长走过来说，你今天别干了，好好休息一下。
我连忙说这算什么？没关系的。其实刚从阎王爷那儿荡了一圈儿回来，我的确还没缓过劲儿来，脚酥手软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但我不想给苏队长添麻烦。自从离开甘孜后，我眼看着她一点点地憔悴。我无力帮她分忧，怎么还能让她再替我操心呢？
苏队长疼爱地拍拍我的肩，没再说话。我打起精神，继续用力地拉扯着雨布。
帐篷搭好后，我一口饭也没吃就一头倒下了，只觉得头晕得厉害。躺下后觉得左胳膊很疼，脱下衣服一看，竟有一大块紫青。我有些迷惑不解，今天并没有撞着胳膊呀？后来我忽然明白了，那是辛医生的手捏的。因为紧张，他把我拽上桥之后一直拽到岸上才松手。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儿。
迷迷糊糊的，有人推了推我，我睁眼一看，是吴菲。她调皮地说，你的救命恩人看你来了。我连忙坐起来，帐篷的门帘撩开了。是苏队长，她说小白你出来一下。
我钻出帐篷，看见辛医生站在那儿，有些担忧地望着我。我朝他笑笑，觉得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关切地问我，你感觉怎么样？胸闷吗？我说没事了，已经没事了。那时候我最怕别人说我身体不好。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心脏本来就不太好，今天这么一受刺激，我怕你会出问题，我还是给你开些药吧。
他把药箱放到地下开始给我拿药。
他一边拿药一边对我说，你吃了药好好睡一觉，什么也别干。
我说我还要放牦牛呢。那天正好轮到我放牦牛。
他说我看你今天就不要放牦牛了。
苏队长也在一边说，小白你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放牦牛的事，我会安排的。
我说不行，你们也都够累的，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辛医生忽然发火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你怎么总是不听话？你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垮吗？你要是我妹妹我早就揍你了！
我怔了一下，我没想到他还会发火。在我眼里他是个连说话都不会高声的人。但我没有生气，反而感到很温暖。我还从来没有被这样“骂”过。我不再说话了。
他也不再说话了，把药递给我，然后找杯子倒水。
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他一笑，说，那是你自己救的自己。你想想，你要是不攥那么紧，早掉下去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把水递给我说，马上把药吃了。我乖乖地接过来把药吃了。他非常担忧地看着我。然后转头对苏队长说，牦牛在哪儿？我替她去放。
苏队长说，不用了，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你好好休息，转身走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忽然追了上去。我说，副队长，等一等。他站下来问，什么事？我顿了一下说，你有红药水吗？其实在叫他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句话。我只是想叫住他。算是灵机一动吧，忽然就冒出了这句话。他有些紧张地问，怎么，你还受了外伤？我说不是，是牦牛。今天卸麻袋的时候，我看见有两头牛的背磨破了。我想请你帮忙处理一下。
他松了口气，说，你又吓我一跳。
我开心地笑了，带他去找牦牛。
那天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准确的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黄昏。我一边看着他为两头受伤的牦牛作处理，一边和他聊天。
我知道了他的年龄，他果然只有22岁。他是个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呢，就迫不急待地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然后就进军西藏了。我说你干吗不等到毕业？你不还有一年就拿到毕业证书了吗？他说我倒是想再等一年，可进藏大军会等我吗？我一下笑了，我说我和你一样呢，生怕错过这个机会。他说是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呢。
他笑起来。在那一刻他像个大孩子。
但他的神情忽然之间又严肃了，他说这是我的愿望。我知道他指的是进西藏这件事。他重复说，这一直是我的愿望。我有些不明白。
他说，我的父亲是个留英的医生。还在我上小学时，他从国外带回一本书，讲的就是西方探险家一次次进入西藏的事。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上说，在那块土地上，尼玛轮是惟一的轮子。也就是说，当西方世界已经有了汽车火车轮船的时候，那里连个手推车都没有。但那绝对是宝地，是一片资源丰富的辽阔土地，是一片有着神秘文化的纯净土地。
他说，西藏从那时起，就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上大学后，我有意找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来看，知道了西藏高原的形成，知道了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知道了藏民族的宗教信仰，知道得越多，我对西藏就越向往。我一直想，我要到西藏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去西藏行医。
他说，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十八军，我要和十八军一起走进西藏。我从没打过仗，我是学医的，我甚至厌恶战争。但我知道，有些神圣的事业，它是需要我们去为之献身的。
他的话让我惊异。我没想到他年轻的心里，会有那么丰富的知识，会有那么深刻的思想。我有些钦佩地望着他，我说你懂得真多，真了不起。他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那份儿严肃的神情瞬间消失了，又浮起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说你才了不起呢，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就敢进军西藏。而且你的歌唱得真好听，就像个歌唱家。
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我说唱得不好。他说好就是好，你不要谦虚。我要像你这么会唱歌，我就每天啊啊啊的唱。
他的那付表情一下子把我逗乐了。我开怀大笑。他也笑。我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故乡相隔很远——他是个典型的江南人。
他帮我把牦牛赶回宿营地，才回自己的帐篷。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今天受伤的不光是那两头牦牛，还有是我的胳膊，我的胳膊被他捏得青紫。我不想让他歉疚。
后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路上仔细地关照着我们每一个女兵。他的眼里总是充满了关切，不管是对生病的还是没生病的，不管是对大的还是小的。他就像我们每一个女兵的大哥。他常常像对孩子似的问赵月宁，你走得动吗？要我帮你背东西吗？以至赵月宁气恼地说，你别老这么问我行不行，我又不是孩子。但第二天他见到小赵仍旧问，你走得动吗？要我帮你背东西吗？
我想如果有可能，他会背起我们所有的女兵往前走的。他就和苏队长一样，年纪轻轻的仿佛长了我们一辈。
那天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兵。
我为这句话感动了许久，我愿为这句话变得更加勇敢。
但我却辜负了他。
回想起来，在漫长的进军路上，留在我脑海里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我不怕走路，不怕翻山，甚至不怕高原反应。可是我恐惧饥饿。那时无论是翻雪山还是趟冰河，无论是行军还是赶牦牛，我们每人每人天的口粮，就是4两代食粉加两小根蛋黄蜡。
先让我给你们讲讲什么是代食粉，什么是蛋黄蜡吧。我想现在没人再知道它们了，但它们曾是我们进军西藏赖以生存的食物，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它们是我们年轻的胃里仅有的食物。
这两样东西的成分差不多，都是由玉米、黄豆以及鸡蛋粉等加上盐合成的。代食粉成粉状，蛋黄蜡则是压缩成了蜡烛的样子。十八军进军西藏时，毛主席明确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故部队不向地方征粮。所有给养要么用银元买，要么就从后方运来。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国家财力有限，运输也困难，故不可能保障我们的粮食需求。
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怨言。
为了减轻运输负担，我们每个人自己背着一周的口粮。即2斤8两代食粉，14根蛋黄蜡。吃饭时，每人拿出自己的定量来，煮到一个锅里再吃。苏队长一再告诫我们，口粮虽然由自己背着，但决不能擅自拿出来吃。擅自吃了就是犯纪律。
我那时18、9岁，用老百姓的话说，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加上每天爬山越岭，体力消耗很大，每天4两代食粉加2根蛋黄蜡，合起来只有六、七两，一顿只能吃个半饱。所以我总是处在饥饿状态。每当我饿得肚子里空空荡荡时，脑子里就会只有一个念头，吃点儿什么吧吃点儿什么吧。
终于有一天，因为吃，我闯了祸。
早上出发时，苏队长告诉我们，今天的路程比前些日子更难，因为我们将要翻越一座很大的山，这座山不仅大，且有些可怕。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死人山。帮我们赶牦牛的两位牧民比比划划地告诉我们，这座山必须在中午以前翻越，并且绝不能在山顶休息，否则一过12点，山上就会刮黑风，就要死人。
起初我们不相信，哪有这么玄乎的事？但是想起那次翻越二郎山时，一唱歌就下雨的事，又觉得不能完全不信。后来辛医生说，这座山真的不能轻视。它的确非同一般，先遣部队一位战士爬上山后坐下来喝水，头一歪，人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我们不由的咋舌。至今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西藏的山，就是这样神秘莫测，让你无法明了它。
那天不知为什么，早上的代食粉糊糊煮得很清，喝下去没多久我就饿了。走到半山腰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肚子里先是咕噜咕噜地叫，后来连叫声也没有了，嘴里不断地冒出清口水，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饿肚子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太难受了。
我想这可怎么办那？山才爬了一半。我简直没有信心爬到山顶了。那个时候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红军为什么会嚼草根吃树皮，甚至煮皮带。饥饿，它真像魔鬼。我的脑子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让我吃点儿什么吧，吃点儿什么吧……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背在身上的蛋黄蜡。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紧紧地缠住我，再也挥不去了。强烈的饥饿感使我产生了不顾一切的念头。我想管它呢，吃一根再说。挨批就挨批吧，只要能把这座山爬过去，只要不半路倒下，把我批死我也认了。
我悄悄地拿出一根蛋黄蜡，我相信那样冰冷坚硬的东西，不饿到极点是没人会吃的。我的嘴里好像伸出一只大手，一把就将那根蛋黄蜡抓进了胃里，紧着着又迫不及待地抓进去了第二根。后来想想，我大概连嚼都没有嚼就吞了下去。
吞下两根蛋黄蜡后，我的身上果然有了几分力气，借着这股劲儿，我终于爬上了山顶。
还来不及高兴，就出问题了。
我的胃很快痛起来，而且是剧烈疼痛。现在想来，一定是在空腹状态下吃了那么两根硬邦邦的东西，把胃弄伤了，估计还出了血。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胃痛，那一刻却让我痛得站不起身子来。我蜷缩着，在寒冷的天气里冒着虚汗。脸色苍白无比。
苏队长吓坏了，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偏偏那天辛医生陪着两个病号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不敢在山顶停留，害怕山顶起风，下不了山。苏队长只好将队里那匹马牵过来，把我弄上马去。我趴在马上，痛得进入了半昏迷状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下山的。我就像那些驮子一样，被毫无知觉地驮下了山。
我们终于赶在起风之前下山了。大家松了口气，停下来歇息。
辛医生急匆匆地从队伍后面赶上来，看我靠在路边脸色苍白，很是紧张，以为是我的心脏病犯了。后来得知我是胃痛才放松一些。他一边给我拿止痛药一边问我怎么回事，以前有没有痛过。我羞于回答他。我想我这样哪还像个勇敢的女兵？
吃了药，疼痛终于过去了。晚上到了宿营地，面对苏队长关切询问的目光，我终于无法再隐瞒了，说出了自己偷吃蛋黄蜡的事。
苏队长又惊又气，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她之所以那么生气，除了我违反纪律外，还因为我把自己搞病了。她看我痛成那样真是心疼。一定是这样的。我愿意这样认为。
我非常后悔，真的。我一再对苏队长说，今后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就是饿死也不再违反纪律了。
苏队长尽管很难过很心痛，可还是板着脸要我在全队作检查。我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我们队的管理员说话了，他说苏队长，就别让小白做检查了，这孩子饿成那样都是我不好，我没能让同志们吃饱，要做检查我来做。
苏队长说不，这不是你的责任，如果要负责任那也该我负。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心里更难过了，我说是我不好，我愿意做检查。
在队里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我作了检查。之后苏队长让大家发言，大家谁也没有说话，都默默地看着我。连小赵的目光中都含着同情，辛医生也把脸扭向一边，不看我。这比批评我更让我难过。我低着头。我想就在几天前，辛医生还说我是个最勇敢的女兵，可我却做出了这样丢人的事。
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就是饿死，也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苏队长终于轻轻地说，散会吧。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告诉你们，是因为尽管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它仍在心里硌着我。我想再对苏队长说一遍，我错了。同时我还要告诉她，我做到了，我真的再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在我年轻的记忆里，许多许多的事情都比性命更为重要。
在我老年的回忆中依然如此。
我们一天天地往前走，只计算着我们的双脚已迈过了多少条河，已越过了多少座山，其他一概不知，今夕何夕？没人去想。
也不知哪个有心人，竟然记起了中秋节。
这天我们刚到宿营地上面就来了通知，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叫我们去领月饼。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别说是月饼，只要在定量之外还有别的食品，我们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一个个眉开眼笑，好像喜从天降。
小赵忙不迭地塞给苏队长一个大麻袋，催她赶快去。管理员在一旁说，我看还是我去吧，那么多月饼，别把苏队长累着了。通讯员一听连忙说，你行吗？要不我和你一起去？管理员笑眯眯地说，真要背不动，我就先把月饼吃了再回来。
大家全都乐了，而且一个个笑得脸红。只有辛医生沉得住气，埋头在那儿看书。
但只是一会儿会儿，管理员就回来了，手上的麻袋竟是空的。
我们失望极了，以为又是谁在拿我们开心，故意造谣。但看看管理员，仍是笑眯眯的，不像是没领到月饼的样子。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瞪大了眼睛看他。他招呼我们说，看我干什么，快过来分月饼吧。
我们呼拉一下围了过去，同时悄悄地咽着嘴里生出的吐沫。只见管理员从身上背着的挎包里拿出10个月饼来。他说，领导说了，月饼虽少，但要保证每个同志都能吃上。我算了一下，我们队39个人，正好每4个人分一个。
小赵脑子一转，说，那还多出一份呢。
苏队长笑说，多出的那一份就给你。怎么样，大家没意见吧？
没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只要有月饼吃，多少都行……
晚上，月亮果然又大又圆，好像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围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一会儿望望月亮，一会儿望望月饼。那月饼和如今的月饼比起来，实在不能叫月饼。它们不过是些圆形的黑面饼而已，里面包了些红糖。要是放在现在，谁也不会碰它的。
当然，我们那时也不碰它，我们不碰是因为舍不得。被切成四分之一大的月饼堆放在一个盘子里，搁在我们中间，我们谁也不忍心先去拿它，像看着供果那样看着它。
终于，苏队长站起来，端起盘子将月饼一块块地分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拿着月饼，拿得很轻，好像拿重了它就会变的不好吃。苏队长只好发话了。她说明天还要行军，大家必须马上把月饼吃了去睡觉。现在我命令拿好月饼，听我的口令：预备……吃！
“吃”字一出，我们真的就齐刷刷地咬了下去，这一口咬下去，就再也克制不住了，那甜甜的味道和那等待已久的胃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分都分不开。所有的人都三下五除二，都将月饼塞进了嘴里。
我因为上次吃蛋黄蜡伤了胃，不敢吃得太快，就去看她们。一看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瞧那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付馋馋急了的模样。大家看我乐，彼此一看也都乐了，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小赵笑得都噎住了，使劲儿咳嗽，又怕把嘴里的饼渣子咳出去了，拿手堵着嘴，脸涨得通红，苏队长一边笑一边替她拍着背。
大概不到一分钟吧，所有人手的月饼都进了肚子。小赵还孩子气地添了添嘴。可以肯定地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月饼了。
但我还是注意到了，有一个人没有吃。那就是辛医生。他说他不喜欢吃甜食。第二天没人的时候，辛医生把那小块月饼递给了我。他说我发现你特别容易饿，可能是新陈代谢比一般人快的原因，你把这个留在身边，免得再伤胃。
我想推辞，可他不由分说，塞进我的口袋就走开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帐篷里怎么也睡不着。
我记得那天的月亮特别大，毫无遮拦地悬挂在空中。如水的月光从帐篷的缝隙流泻而入，我忽然想起了母亲。她收到我的信了吗？她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今天晚上她在做什么？她看到月亮了吗？我知道重庆是很少看到月亮的，月亮和太阳一样，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挡着。我多希望母亲能一切平安，等着我回去呀。
在离开母亲一年多后，我第一次想她了。
我坐起来，看见刘毓蓉还坐在地铺上，打着电筒在那儿写信。她总是这样，一有空就写信，写给她的未婚夫。但走在那样的路上，信是不可能寄出去的。我曾好奇地问过她，写了也寄不出去，你干吗老写呢？她笑笑说，你不懂。
我又忍不住问她了，我说刘毓蓉，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那些寄不出去的信呢？她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地说：早晚会寄出去的。
看她那个专注的样子，我有些羡慕。除了母亲，我没人可写信。但我不想给母亲写，反正寄不出去。我已经想好了，到了拉萨给她写，这样也免得她担心。
我披上衣服，出了帐篷。我想看看月亮。
不远处有个人影，我一下就认出是苏队长。她独自坐在土坡上。回头看见我，她就拍了拍身边，我就走过去靠着她坐下。
我们俩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月光下面。忽然，我发现苏队长的眼里有泪光。在月色下那泪光使她的眼神有些迷漓。
我犹豫了一下，开口说：苏队长，你是不是想虎子了？
掰着指头一算，我们离开虎子已经十几天了。
苏队长点点头，说，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我也想他。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还想我妈。
这话一说出口，眼泪就从我的眼里滑了出来，让我毫无防备。苏队长抬起手来揽住我的肩膀，轻声说，你要坚强些。我点点头，看着她。我想这句话不止是对我说的，还有她自己。因为在说出这句话后，她眼里的泪光就消失了。
我忽然想起了虎子的父亲。我说，王政委他们这会儿在哪儿呢？苏队长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大概已经接近昌都了吧？他们要准备昌都战役。
一说到王政委，她的目光变得特别柔和了。我突兀地问，你爱他吗？你爱王政委吗？
她有些诧异地看我一眼，轻轻地说，能嫁给他，是我的福分。
有位作家这样说到西藏，他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高原。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大悲苦，大磨难，所以它才有一副世界上最伟岸的骨骼。
我非常能明白他的话。
但我还想说，西藏它不仅仅是由大悲苦和大磨难形成的，它还充满了神圣、信仰和神秘当你把头仰到不能再仰的时候，看到那绵延不绝与天相接的雪山时，你会觉得那分明是一颗颗永不言说的灵魂，你会企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座。
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其中的一座？我是说在我死后我的灵魂能否飞升到那里？
不管怎样，我敬佩那些经历过大悲苦和大磨难的人，敬佩那些为了信仰在悲苦和磨难中祭献出自己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尼玛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信仰而历尽苦难。
尽管我们是为了不同的信仰。
我和尼玛，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很长的故事。但故事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时我们彼此是路人。真正的路人。
我第一次遇见她们，或者说看见她们，是在折多山下。
我们的卡车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一路卷起高扬的尘土，我忽然发现前面扬起的尘土中有起伏的身影。让我发现身影的是一个醒目的小红点。它在滚滚尘土中依然耀眼。接着我看见一个蓬乱的头从尘土中露了出来，我是从那个小红点判断出她是个女孩子的，因为那红点是她发髻上的一朵小红花。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她又匍匐下去了。我们的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又回过头去看她们，大约有6个人，好像都是女人。她们认真地叩拜着，对身边隆隆驶过的卡车丝毫不在意，好像被尘土淹没的是我们，而不是她们。
我知道她们是在叩长头，准确地说，叩等身礼。这是藏传佛教中佛教徒对佛的最虔诚的祈祷方式。我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景象。她们果然像书上描述的那样，双手合掌高举，先触额部、口部和心部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触地面……简单地说，就是五体投地。在这里，合掌代表领受了佛主的旨意和教诲；触额、触口、触心，代表心、口、意都与佛相融会，与佛合为一体了。她们要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每一寸朝圣的路，以表达虔诚。
她们要这样一直叩到拉萨去吗？吴菲在一旁问我。
我点点头。照书上说是这样的。可我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前面有那么多雪山，还有那么多的冰河，她们怎么过？她们吃什么？住哪儿？会不会冻死？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小的赵月宁满脸不解地问我。
我说，书上说，她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来世的幸福。
我虽然在回答她，但也和她一样，眼里心里全都是不解。甚至对她们充满了同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从年轻时就是，直到现在。所以我总觉得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神身上的人，是愚昧的。我想她们一定是非常无奈才这样做。但不知为何，当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行为时，却感到敬佩。也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尊重有信仰的人。
我们的汽车继续向前，将她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渐渐看不见了。但她们那起伏的身影，尤其是走在最后面那个女孩子发髻上的红花，却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我没想到我还会遇到尼玛她们。
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她叫尼玛，我在心里把她叫做小红点儿姑娘。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了她们一行，就是因为认出了尼玛。准确地说，是认出了她发髻上那朵红花。不同的是，红花已经完全风干了，只剩下一个暗红的小点儿，在黑发中隐约闪现。
我想当我们在甘孜停留时，她们一定不停地在赶路，所以才会再次与我们相遇。但我知道我们又会很快把她们抛在身后的。
因为我们在行走，她们在匍匐。我们用脚行走，她们用身体行走。
我从她们身边默默走过。因为离得近，我看清了，她们的确都是女人。而且年龄都不算大。我还注意到一点，她们少了一个人。上次在折多山遇见时，她们有6个，这一回却只有5个了。我在心里猜想，那一个怎么了？是坚持不住回家了吗？还是生病了？或者……死了？因为我从书上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死在了朝圣的路上。
我看着她们那褴褛的衣衫，看着她们满是尘土的脸，看着她们起伏的身影，心随着她们身体的起伏而起伏，充满了同情。
我想同是年轻的女性，我们是多么的不同，除了同情，还有一种敬意。
但她们不看我们。和第一次遭遇时一样，一眼也不看，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她们专心地叩拜着，目中无人，只有心中的神。
那个发髻上有花的小姑娘仍是掉在最后面。我真替她担心。她能行吗？从这里到拉萨还有几千里，她能坚持到目的地吗？
一条冰河横过路面。
准确地说，它是从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形成的水沟。由于年深日久，水沟已变得又宽又深，完全像条河一样。没有桥，也不可能绕过去。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在寂静中发出轻柔的流淌声。
走在前面的辛医生让队伍停下。他走来跟苏队长悄声说，水太冰了，刺骨。
我知道，那都是雪水。
苏队长想了一下说，这样，凡是有特殊情况的女同志，骑马过去。辛医生说，可是队里只有一匹马，来回走太耽误时间了。这样，马跑两趟，我们男同志再背两趟。
苏队长只好同意了。她大声宣布说，有特殊情况的同志，请出列！
小通讯员一边牵马一边莫名其妙的小声说，什么是特殊情况呀？
我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特殊情况。其实我那天就是有情况。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呢？但我的心里已经感到了温暖，有一种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有一种被关爱被心疼的感觉。
有人关心你，有人看着你，他们把你的生命轻轻地放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之上。我想我能够在那样苦的环境里一直快乐着，就是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人出列。
最后苏队长只好点名了。她太了解我们了。
我们5个人被单列出来。我和刘毓蓉都在其中。刘毓蓉个子比较大，先骑马过去了。辛医生和管理员各背起一个，前后踏进了水中。
我留在了最后。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他们背我过河，无论是辛医生管理员还是通讯员。趁苏队长不注意，我“混”进了队伍，卷起裤腿跟大家一起趟进了河水。当时是中午，太阳非常耀眼刺目，可没想到河水却是如此冰凉。刚开始还行，走了两步之后，脚上立即有一种钻心的疼痛，好像有许多钢针在扎。一直往骨头缝里扎，没过多久，半个身子就麻木了，好像象它已经不再属于我。
我强忍着一步步地往前挪去。走到河中间时，水已没过了膝盖，棉裤都湿了，河面上浮起了一丝丝的血水，我想走快一些，但走不快。好不容易靠到河边，有人伸手一把将我拽了上去，我一抬头一上看，是辛医生。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总是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我笑笑，但马上咝啦咝啦地吸起气来，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我咧开了嘴。我一屁股坐下去，发现脚上划开了无数道血口，伤口翻开，一些小石子冻进了肉里。我咬着牙，把它们一点点地抠出来。辛医生在一旁大声嘱咐我们，赶紧用干毛巾擦脚板心，擦到发热为止。我疼得钻心，不敢使劲儿擦，只是擦掉了血丝。
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趟过十几条冰河。我们把鞋脱下来掖在腰上，然后用破布条裹上脚，我们踏进冰河的时候就像踏进家乡的小溪那么自如。
当我穿好鞋站起来时，忽然呆怔住了。
我又看见了她们。
河对岸，那支小小的队伍也蠕动着靠近了。就是那5个叩拜的年轻女人。她们好像没看见面前有河似的，仍是起伏着往前移动。
我焦急地想，她们可怎么过河呀。
第一个女人接近了河水，准确的说她匍匐下去伸向前方的双手已经触到了水。但她像没有知觉一样，站起来，跨向前，天哪，她朝冰河匍匐下去了，她的胸脯扑进了浮冰，她的身子浸入冰水中，然后，她的头也没入水中。很快，她水淋淋地从冰河中站起，双手合掌，再次匍匐下去。在她之后，第二个也跟了上来，第三个……最后是那个小姑娘……她太小了，她在冰河中匍匐下去的时候，整个儿被淹没掉了，为了不被水呛着，她拼命地昂起头来，仰向天空。她的湿漉漉的头发上挂满了冰花，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感到浑身打颤，我好像听见冰块开裂的声音。我看见那朵风干的红花被河水滋润后又重新变得鲜艳，在阳光下如同她那被冰水洗过的红唇。
一只巨大的老鹰在她们的头顶盘旋，舒缓地从容地扇动着黑色的翅膀。片刻之后，它冲上高空飞走了。没有鹰的天空顿时显得空荡而又寂寞。我忽然想，其实她们也和鹰一样在飞翔呢。她们在她们信仰的天空中飞翔，她们在她们心灵的天空中飞翔。
她们继续在冰河中匍匐向前。阳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光芒的冰河仿佛被她们滚烫的身体熔化了，蒸腾起一片云雾，她们在云雾中轻盈地飞翔。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听她们轻盈地飞翔着，听那翅膀滑动空气所发出的振鸣。
我回头，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在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己的心情，有惊讶，有同情，有敬佩，也有不解。
苏队长挥挥手说，咱们走吧。
我最后看了她们一眼，跟着队伍走了。这时候我真希望有神存在，能够保佑她们，最终到达她们心中的圣地。
我们往前走。一天天地走。
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就是那个不忍心批评我偷吃蛋黄蜡的老同志。
因为在那个路上，我们只是往前走，我们只关心驮运的物资是否一件不少，我们只关心牦牛有没有受伤，我们只关心今天又往前走了多少路，我们只关心能不能把物资早一天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中……总之，我们没人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不过是我们往前走的载体，我们把自己当做了牦牛，甚至我们关心牦牛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心自己的身体。
就是在这样，我们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我们只知道管理员常咳嗽。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太爱抽烟造成的。后来他断了烟，常常拣树叶来抽，我还帮他拣过。再后来树叶也很难拣到了，他就不抽了，可不抽了他还是咳嗽。我想大概是没烟抽嗓子不习惯吧。
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没一点儿脾气。行军的经验也特别丰富。最初的几天我们的脚还不习惯天天与山峦摩擦，常常打血泡，到了宿营地，他就像能看见我们穿在鞋里的脚似的，指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吧，我给你把水泡挑了。他一指就指准了，那个人肯定有血泡。然后他就地取材，用马尾为我们作穿刺。
后来，我们的脚不再打血泡了，那些瘪了的血泡变成了老茧。但我们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有事就喊他，管理员，怎么办呢？我们总是问他怎么办，好像他是万能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那是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时至今日，我已记不得那座山的名字了。只记得它是那么大，那么冷。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翻越，但刚刚爬上山顶天就擦黑了。领导催促着我们赶快下山，在山顶宿营是非常寒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哗啦哗啦往山下赶。可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还要长，加上牦牛并不体会我们的心情，仍是慢吞吞地走，眼看天黑尽了，我们的队伍仍在山脊上蠕动。
天黑行军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好在山坡上安营扎寨。
那天的天气糟透了，气温恐怕在零下好几度，我们几个负责搭帐篷的手冻得发僵，怎么也拉不紧帐篷的绳子。我们又叫管理员，管理员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眯眯地说，瞧瞧你们的笨样儿，看我的。他只是默默地过来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几个帐篷支起来。
刚刚搭好帐篷，天就变了，冰雹突然而至，还伴着呼啸的狂风。几顶帐篷立即被吹得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般。如果不是绳子拉得结实，恐怕早已吹走了。冰雹打在帐篷和铁锅上，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震动着我们冻僵的耳朵，天地之间仿佛正演奏着一曲大型的交响乐。我们只好坐在那儿聆听。除了聆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等“交响乐”演出完毕，我们低头一看，灶火熄了，炊烟断了。锅里还没煮熟的饭已被冰雹打成了糊糊。疲劳使我们无心再重做，胡乱塞了几口冰凉的糊糊就躺下睡了。
也许是因为肚里没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冷，我睡不着。
我坐起来，拿出辛医生上次省给我的那半个月饼。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没舍得吃。有一回我看见辛医生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倒给赵月宁，就想把月饼拿出来给他，可月饼已经硬得像块石头了，根本没法吃。我一直想着，要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它来。被窝冰凉冰凉的。说被窝，其实就是张被单。从甘孜出发时，为了轻装我们没有带上皮大衣，而我的棉衣在那次遇险时又掉进了河里，一时补发不了。我把薄薄的被子裹在身上，依然冻得哆嗦。我忽然想起了母亲给我的旗袍，无论怎么轻装，我都没舍得扔掉它，我就翻出来披在身上。但不顶用，风灌进帐篷里，像刀子割在脸上，手脚冻得发疼。
我怕自己会冻僵，就爬起来走出帐篷想活动活动。一出帐篷，我发现管理员竟坐在那儿烧火。原来他见我们都疲劳得不行冻得不行，就自己一个人重新生了火，熬那锅代食粉糊糊。他说大家肚里没东西，肯定睡不着。我一看，锅里清汤寡水的，连忙把那块像
石头一样的月饼放了进去，我想它终于派上用场了。
管理员熬好糊糊，让我叫大家起来吃。我大声地在每个帐篷前吆喝着，让大家吃点儿东西暖和暖和身子。好几个冻得睡不着的人赶紧爬了起来。辛医生也起来了。大家喝着热糊糊，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暖人的吞咽声。管理员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说管理员你也吃呀。他说我吃过了，你们吃。说完他又咳起来。
那一夜好像特别长。我吃了点儿热糊糊，也不知是几点了，回到帐篷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是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的。
是苏队长的声音，她反复喊着：管理员，你醒醒！管理员，你醒醒！
我一下坐起来，我想管理怎么啦？昨天晚上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跑出帐篷，见好些人围在那儿，我挤上前去，见管理员倒在昨天烧火的地方。他怎么没回帐篷去呢？
辛医生把管理员的头扶起放在怀里，我看见他的脸色像土一样。我害怕极了。我说管理员怎么了？他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呀！没有人回答我。我连忙去倒了一杯刚刚烧热的水，递给辛医生，无意中我碰到了管理员的额头，滚烫。显然他在发高烧。
辛医生给他服了3片阿司匹林片，又喂了一些水。
过了一会儿，管理员睁开了眼睛，但马上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来。他一边喘一边说，我可能不行了。我可能走不到昌都了。
苏队长立即说，别瞎说，你能行。你不会有事的。
我轻声问辛医生，我说管理员生病了吗？辛医生不说话，表情很严肃。这时我们队的女兵全都围了过来，一张张的脸上全是害怕和焦虑。管理员喘着气大声说，我没事儿，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今天还有好远的路呢。
见他说话的声音还这么大，大家都松了口气，忙着作出发的准备工作去了。
等吃过饭，上好驮子，准备出发时，管理员仍是站不起来，坐在那儿大喘着。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一边高烧着，一边因为冷而浑身哆嗦。辛医生的神色忧虑异常，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强行地给管理员穿上。
苏队长走过去说，管理员，我们抬你走。
管理员笑起来，像平时那样笑着。他摇摇头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让你这些小姑娘抬？
苏队长说，那你就骑马。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管理员扶到马上。他坐不起来，就趴在马背上。他仍是浑身颤抖着。我心里难过得直想哭。
但走出没一里地，他就叫苏队长，他说苏队长，我想下来，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把他扶下马，在路边一个避风的地方让他躺下。我看见辛医生朝苏队长摇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害怕得要命。
管理员靠在辛医生的怀里，不怎么喘息了，但声音也随之微弱起来。
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自己知道。你们就把我留在这儿吧，别再让我拖累你们了。
苏队长说，你瞎说，我不许你瞎说。我听见苏队长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苏队长说话带哭腔，我害怕极了。
他说，苏队长，有件事我想托付给你。苏队长点点头，她不敢再开口说话，一开口眼泪就会随之而下。他说我有个儿子，在江西老家乡下……等以后你们回内地的时候，把我的那支钢笔送给他……作个纪念。我啥也没给他留下……
苏队长点头，拼命点头。
他又说，把我的棉衣脱下来给小白，还可以抵抵寒……搪瓷碗送给小赵……还有……
他闭上了眼睛，我想他一定是说累了，想歇息一会儿再说。
但他再也没有睁开。
还有……还有什么？
我们把他重新扶到马背上，苏队长亲自牵着马。我们这支队伍又继续向前走，默默地向前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管理员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向前走着，我们没有道理哭泣。
一直到晚上，我们到达宿营地时，队伍中才爆发出哭声。
谁也没想到，最先爆发出哭声的竟是辛医生。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哭泣，毫无节制毫无掩饰地大声哭泣，泪水像雨季涨水的河漫出了河堤，哗哗的流淌，流得到处都是。我怔怔地看着他，因为意外反而忘记了自己的悲伤。我听见他哭喊着：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呀，为什么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呀，我真是无能啊！
他就那么站在那儿仰着脸哭，哭得无依无靠。我真想走过去，让他靠在我的怀里哭，我真想替他擦掉那一脸冰凉的泪水。但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一头扑向身边的牦牛，嚎啕大哭起来。我用头抵着牦牛，因为悲伤而不停地捶着牦牛的背。那牦牛像明白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任我宣泄着心中的悲痛。
我们把管理员安葬在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下。苏队长说，管理员是冻死的，要让他死后多晒晒太阳。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要他身上那件棉衣，我说让他穿暖和些吧。但辛医生一定要我留下，他把自己的一件军衣给他穿上了。棉衣很大，散发着浓烈的烟味儿和汗味儿，令我窒息。我最后握了一下管理员的手，尽管那手是那么冰凉，但依然传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我在心里对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们。等路修通了，我们再回来看你。
就在安葬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说的“还有……”是什么，那是两包菜子。我们在他棉衣的口袋里发现的，一包上写着“白菜”，一包上写着“萝卜”。
苏队长把两包菜仔揣进了自己的怀里，对着管理员的坟冢发誓似的说：管理员，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把这两包菜仔带到拉萨去，我一定要把它们种进高原的土地里。
我们告别了管理员，继续向前。
我们往前走。
雪山一次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好不容易翻过一座山，出现在眼前又是一座山。好像那些山长了腿，不断地跑到我们前面去阻挡我们。
就这样没完没了，感觉永无出山之日。
但我们还是往前走，雪山冰峰都不能挡住我们的去路。
时间一长，生活越来越艰苦，即使是号称“高原之舟”的善于吃苦耐劳的牦牛，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蹄子被磨烂，有的背被磨破，有的走着走着忽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牦牛的膘情迅速下降，常常是走几步就不肯走了。我们队里已死了三头牦牛。每天晚上一到驻地，我们顾不上自己休息就先看牦牛。很多时候，我一边为它们擦洗伤口，一边在心里默默祈求着，坚持住呀，千万别死呀。
但许多牦牛还是坚持不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牦牛虽然吃苦耐劳，但毕竟不是骆驼。它只适合短途运输，时间一长，它的蹄子磨出了血，就不愿再走了。如果你赶它它就急，急了就往林子里钻。也许是我们待牦牛太好了，使牦牛们不忍心逃离我们，它们就一直坚持着，直到坚持不住时，才轰然倒下。
每当有牦牛死去时，我们都伤心异常，忍不住痛哭。那是我们患难与共的伙伴。哭过之后，我们还是硬起心肠，把其中的好肉砍下来，驮到其他牦牛的背上，留给前线的部队作给养。
传来的消息说，先遣部队为了作战的需要走得很快，牦牛骡马运输跟不上，已经断粮了。有的部队战士每天只能吃几个元根萝卜充饥了，但他们仍在昼夜行军，准备作战。我们焦急万分地往前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把物资送到前线部队的手中。
那时候我是个很爱哭的姑娘，管理员牺牲后，我一路走一路流泪，怎么也止不住。第二天眼睛红肿得睁不开了。
不仅仅是我，我们这群女兵，走在那样的路上，哪一个没流过泪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队里有好几个爱哭的，比如小小的赵月宁，比如吴菲，比如我自己。帐篷搭不好会哭，牦牛找不到草吃也会哭。为此常常被苏队长笑话。
但我没想到，还有许多许多的泪水在前面等着我。
等着我们。
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我们在一座山脚下宿营。尽管十分疲惫，大家仍是一口气未歇就忙碌起来，搭帐篷的，做饭的，喂牦牛的，紧张有序。
因为已经没有柴禾做饭了，所以拣柴小组的已经先一步走到我们前面了。等我们搭好帐篷时，她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正帮着喂牦牛，看见吴菲背着柴禾和牛粪从山上下来。她看见我说，简直找不到什么可烧的。我随口问，毓蓉呢？她们俩是一个小组的。吴菲说，咦，她还没回来吗？我还以为她先回来了。
刘毓蓉是个挺内向的人，分配工作时，她坚决要求去了拣柴组。拣柴又累又危险，有时为了拣到一些枯树的枝干，得爬到悬崖上去。但她说她年纪大些，体力也好，应该多吃些苦。苏队长就依了她。
拣柴的同志一个个都回来了，还不见刘毓蓉。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以前总是她先回来。等我们做好了饭，天擦黑了，还不见她的人影。苏队长有些急了，就和辛医生去找。我和吴菲也连忙跟着去。
我们在山上大声地喊她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吴菲把我们带到了她们分手的地方。为了多拣柴，她们总是分头行动。我们就顺着刘毓蓉去的那个方向往山上走，天彻底黑了。苏队长怕我们再出什么意外，不准我们再往上走了，我们只好退回来。
那是我头一回吃不下饭。
那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不止是我，苏队长，辛医生，吴菲，还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在一分一秒地等着天亮。我们都这样想，天一亮，太阳一照，她就会出现。她一定是被黑夜藏起来了。
天终于亮了，我们全队人顾不上做早饭，一起上了山。我们分成几路去找。我想她大概是迷路了，在山上哪个地方睡觉呢，现在我们一喊，她就会听见的。于是我们一个个拉开嗓子喊：刘毓蓉！刘毓蓉！刘毓蓉！
除了回声，没人答应。
我们走到了昨天退回去的地方，意外发现路边有一小堆柴，还没有捆好。一看就是有人把它们搁在那儿的。再往前走，是悬崖。我不顾辛医生在后面制止，固执地走到悬崖边往下看，我一眼就看见了新的雪痕，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碾过去了。我大声地叫苏队长，大概我的声音有些可怕，苏队长冲上来先把我拉住，接着她也看见了那痕迹。
我们无望地朝着悬崖下大声喊道：毓蓉，毓蓉！
回答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声音里已经有了泪。
吴菲第一个失声痛哭起来。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她一定为自己和她的失散感到后悔。吴菲的哭声带出了所有的哭声。只有我没哭。我不相信毓蓉死了，我坚信她活着，她不过是一时找不到路了。我说我要在这儿等她，我不能离开……
辛医生二话没说，找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另一头捆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拽着绳头，冒着危险朝悬崖下滑去，但他滑了几十公尺后再也下不去了，下面是万丈深渊，什么也看不见。辛医生身上被岩石和冰凌划得血淋淋地上来了。我不信，要自己下去，就算毓蓉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尸首。
辛医生一次次强行把我从悬崖边拉开，我又一次次地冲上去。后来苏队长火了，她朝着我大声吼道，白雪梅你不是个孩子，不要再使性子了！我愣了。苏队长又说，刘毓蓉同志牺牲了，难道我们就不继续前进了吗？
这样的话，终于让我停住了脚步。
我默默地挣脱开辛医生的手，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母亲给我的那件旗袍。我返回到悬崖边上，将旗袍展开，让它轻轻地飘落下去。如果毓蓉真的在下面，我希望这件蓝色的旗袍能盖住她的身躯，能为她挡挡寒……
我们一起从重庆出发的四个好朋友，就剩我和吴菲了。
我走过去，和吴菲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流着泪说，别哭，苏队长说得对，刘毓蓉牺牲了，我们还得往前走。
我们在清理刘毓蓉的遗物时，发现了那摞没有寄出去的信。看着那一封封的信，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那个中秋的夜晚，浮现出了刘毓蓉写信的样子。
我傻傻地问，信写了也寄不出去，你干吗还要写呢？
她羞涩地回答说，你不懂。
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这些信带到拉萨，一定要把这些信寄回到内地去，一定要把这些信送到它们主人的手中。
我的确做到了。
但我不知道信的主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知道，不敢知道。
前面有人喊，雀儿山到了！
其实我们早就看见它了，我们一直在走向它。用现在的话来说，雀儿山很有知名度，它以形如大鸟的羽翼而得名，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寸草不生，渺无人迹。关雀儿山有不少歌谣，一首是：雀儿山，鸟不飞，马不翻。另一首是：登上雀儿山，伸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气，风雪迷漫漫；深沟峻岭多，断岩峭壁连；要想过山去，真是难、难、难！
不过像这样的歌谣，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它从来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脚步。甚至在很多时候，它反倒增添了我们的**。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人的征服欲吧。
苏队长高兴地对我们说，翻过雀儿山我们就进入昌都地区了，离目的地就不远了！
深秋的雀儿山已是冰封雪裹，地冻三尺。尽管我们一路上见的都是雪山，但这一座因为它的高和险而特别著名。雀儿山最高峰处的海拔是6千多米，就是山垭口也有4900米。已经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高海拔的雪山上，每高一米就多一米的寒冷，少一米的氧气。或者说，每高一米就多一米的生命危险。
但对我们来说，无论多么高的山都只有一个字：上。牦牛们也跟着我们上。它们和我们一样，除了攀越，没有别的选择。路上都是积雪，前面的队伍走过后，已把它踩成了硬硬的冰道。我们害怕牦牛滑倒，上山之前，先在牦牛的蹄子上绑了草。但许多地段仍是太滑，我们只好领着它们往旁边积雪深的地方走，手脚并用着扒开一条通道。西藏有句俗语，叫“十冬腊，学狗爬”，走在那样的山上，你会觉得它太贴切了。
越往上走，风越大，雪越深，空气越稀薄。胸口塞满了东西，好像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憋死。牦牛也一样，人和牛就像是在比赛似的，你喘我也喘，喘几口才能迈出一步，有时喘几口仍是一步都迈不出。队伍走走停停，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合奏一样的喘气声。出发一个月来，大家的体力已消耗得很厉害，即使是原来身体好的同志，也比原来虚弱多了。更不要说原来就虚弱的同志。但没有人说话，只是沉默地往上攀登。
真正的勇敢是不动声色的。
苏队长就像个铁人一样，不时地赶上来关心走在前面的人，又不时地停下来，等落在后面的人。早上出发时，她要我上山时拉着马尾巴，那是给病号的待遇。我坚决不肯，我知道她身上有情况，我要她拉。她也不肯，最后让给了小赵。小赵真是不容易，小小年纪，每天和我们一样地走，一样地赶牦牛。
苏队长走到我身边时，忽然睁大了眼睛，大概是我的脸色让她吃惊。她伸手来抓我的背包，我坚决不给。如果不是体力不支，我还想帮她背呢。我们俩拉扯起来。这时我听见有辛医生在身后说，不要争了，小心摔倒。说话之间，我的背包已经到了他的身上。
因为路太陡太窄，马没站稳，身子一歪滑了下去，紧接着，拽着马尾巴的赵月宁也滑了下去，积雪被她的身体带着呼啦啦地往下掉，腾起一片片雪雾。
我吓得呆住了，喊都喊不出来。
小赵！小赵！苏队长的声音颤抖着。自从刘毓蓉失踪后，她比过去更小心地照顾着我们每一个队员。可没想到又出事了。
仿佛是苏队长的叫喊声拦住了小赵，滑到一半的她幸运地被一丛树枝托住了。辛医生赶上来，把几根绑带连接起来，放下去，让小赵捆在腰上，一点点地把她拉了上来。
可惜的是，那匹马却没能再上来，它跌进了无底深渊。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山下。通讯员眼睛红红的，站在那儿不肯走。这匹马从甘孜出发后一直跟着他，每天喂，每天相伴，就像兄弟一样。他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辛医生沉郁着脸说，走吧，抓紧时间赶路。
苏队长走过去揽住通讯员的肩，默默地带着他往前走
接下来的路，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山上攀登，而是在天上飘。我真想不再往前走了，就这样留下来，飘在雪山上，与白云白雪为伍。
但我终于飘到了山顶。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喘得轰轰烈烈。等稍微平息一些后，我直起腰来。我一下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连绵不绝的雪岭冰峰，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与蓝得刺目的天空镶接在一起，阳光照耀下，整个世界晶莹剔透，如蓝色的玛瑙。这是怎样美丽的一个世界啊！你们可能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雪山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蓝天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洁白和一望无际的纯蓝组成的世界吗？
我呆在那里。
我们都呆在那里。
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自豪。说自豪都过于书面化了，准确地说，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钦佩，这么多的雪山，这么高的雪山，怎么就上来了呢？我的心里默念着，雀儿山，雀儿山，你的确是“伸手能摸天”，的确是“断岩峭壁连”。但我们终于还是把你踩在脚下了。
辛医生的眉头此时也舒展开来，他站在那儿大声地说，人间有什么能美过天然的金字塔，这些傲然矗立的皑皑雪山！
我惊喜地说，辛医生，你还会做诗？
他一笑说，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
苏队长忽然大声提醒我们，不要长久地盯着雪山看，已免患雪盲症。我们这才收回目光，但那幅美丽的画面，已经被我留了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把它取出来看。真的，它就藏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一闭上眼，它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了。
此刻，我看见画面上有人在动。是吴菲。她抽出一根支帐篷的竹竿走到雪壁前，挥舞着写下了一行大字：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还有苏队长。她走过来跟我说，你刚才的脸色好吓人哪，我真怕你的心脏出问题。
我说不会的，我还要用它几十年呢。
辛医生接过话说，你还是不要大意，一旦出了问题，说倒下就倒下。
我说，真倒下了，雪山埋忠骨，多好。
我说这话是由衷的。但苏队长瞪了我一眼，她说不许瞎说。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地走到拉萨。
这句话是她常说的。她总是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地走到拉萨去。或者说，我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到拉萨去。
可是后来，我们都好好的去了，她却留在了路上。
我们乘胜直下，来到了金沙江边。
金沙江和大渡河不同。大渡河声势浩大，老远就能听见它的吼声。金沙江虽没有那么大声势，但流速却比大渡河还要快。我不确切它是每秒多少立方米，我只知道它快得一眨眼功夫就能把上面的漂浮物冲得无影无踪。你要是把一块头大的石头扔进江里，那石头会被汹涌的江水冲出几百米远，半天也沉不到江底。湍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打着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像一张张大嘴，仿佛想吞掉所有落入它怀里的东西。
金沙江上没有铁索桥。铁索桥虽然让人胆战心惊，但真的没桥过河，也让大家心惊胆战。我们看见先期到达的部队正在等待着依次过江。听苏队长说，这次渡金沙江，我们将要乘坐牛皮船。
我是个生在江边的人，应该说什么船都见过了。但牛皮船却没见过，连听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想象不出牛皮船是什么样子。这时，江面上有三四个黑乎乎的东西划过来，有人叫道：看，那就是牛皮船。
我一看，忍不住说，这也叫船？
那牛皮船不像个船，倒像个大碗。圆形的模样，口大底尖，大的直径有三米的样子，小的也就是直径两米的样子。其实就是用木棍竹子撑起来的一张牛皮。看它飘在波涛汹涌的江上，真觉得玄，好像随时都会被漩涡吞没似的。它能载我们过江吗？
吴菲小声对我说，天哪，我可不会游泳，掉下去怎么办？
我说，会游也白搭啊，这么湍急的水流。
我们站在队伍里惶惶地等待着。这时苏队长走过来，要我们先卸下牦牛身上的驮子，说让牦牛先过去。我还以为牦牛也和我们一样乘坐牛皮船呢，我心想不知道这些家伙怕不怕坐牛皮船？
两个牧民赶着牦牛到了江边，船没有来。忽然，我们看到牧民一声吆喝，牦牛们呼拉拉地下了水，我们惊呼起来：牦牛会游泳吗？
牦牛们沉着地游进了水中，好像那湍急的金沙江只是一条小溪。它们顺着江水斜斜地凫向江对岸，从江面上看，好像一片黑色的木排。眨眼功夫，它们就在对岸了！
它们上岸后哞哞地叫着，好像在告诉我们，金沙江没什么大不了的，快过来吧。
我们又惊又喜，心里的紧张立即消除了不少。赵月宁还大声地冲着牦牛叫道：别急，我们马上就过来！
第一批人上船了，大点儿的船上了七八个，小点儿的上了五六个。勇敢的藏族船夫轻轻一点，船就离开了岸边，迅速地朝江对岸驶去。小小的牛皮船就好象在江面上飘飞，转眼之间飘飞而去，又飘飞而来。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前面一个等待过江的同志诗兴大发，顺手在江边写了句“牛皮船好像大花碗”，后面一个同志看见了又接了一句“我们好比稀饭”。等轮到我们上船时，走在前面的吴菲又添了一句：船夫是厨师，把我们从这边舀到那边……
我们全都乐了。很快，我们就被船夫“舀”到对岸去了。
过了金沙江，正当我们重新往牦牛背上驮物资时，从前面传来消息说，有人发现了一个可以洗澡的温泉。
我们激动得立即欢呼起来。因为从甘孜出发的一个多月来，我们的身上已脏得不能再脏了，如果不是气候寒冷，恐怕早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了，而且手上脚上全是冻疮。我们是多么渴望洗一个热水澡。
我忍不住想，这温泉一定是上天特意为我们安排的吧。我们互相转告，一张张疲惫的脸庞都展现出了明朗的笑容。温泉在天寒地冻之中充满了魅力。由于遇见了温泉，洗澡近在咫尺，我越发地觉得身上痒起来，痒得难以忍耐。苏队长和辛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晚上就在温泉边上宿营，让大家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男同志发扬风格，让我们女同志先享用，我们就在苏队长的组织下分批分组地来到温泉边上。
但就在这时，一个小战士骑马朝我们奔来，他边跑边兴奋地喊道：喜讯！特大喜讯，昌都战役胜利了！昌都解放了！
噢！一时间我们全都欢呼起来！
天那，我想，怎么好事全都在此刻降临了！
苏队长比我们谁都更高兴。我知道她的喜悦是双重的。
但正当我们的兴高采烈的时候，通讯兵马上又宣布了第二个消息：运输队必须加快速度，尽快将物资送到昌都。因为历时20天的昌都战役，已将前方部队的所有给养消耗殆尽，许多部队已是靠挖野菜度日了。指战员们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物资呢。
我愣在那里。
我们全都愣在那里。
我们已经在温泉的边缘了，我们甚至感觉到泉水的温暖了。我差不多想对苏队长说，就让我们洗一下吧，哪怕是几分钟。我甚至想付出一切代价来洗这个澡。但有许多事情，是没有交换条件的。我没说话。谁都没说话。队伍沉默着，在沉默中苏队长说，同志们，咱们抓紧时间上路吧。
是啊，有什么比战士们的生命更重要？
我们重新上路了，而且我们走得更快了。
几个昼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昌都。我们终于把粮食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我们终于完成了千里大运送的任务。
所经历的种种艰苦和危险都值了。
有时我想，人的生命真是不可思议。在那样的路上，在土生土长的牦牛都难以承受的雪域之路上，我们这些人，这些女人，这些年轻姑娘，却都坚持下来了。我，还有14岁的小赵，都坚持走到了昌都。我们没有倒下。
尤其是快要到达时，牦牛差不多已损失了百分之二十。许多物资是靠着我们的肩膀送到目的地的。
从甘孜到昌都，我们赶着牦牛走了50多天，中间翻越了海拔5千米左右的雪山6座，趟过冰河无数。不要说你们听起来咋舌，就是我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惊奇。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说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都发生在西藏，发生在进军西藏的路途上。
你们都进过西藏，你们差不多都是飞进去的。从成都起飞，到贡嘎机场降落，航程是两个小时，不过是打个盹儿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打盹儿，从飞机的舷窗上往下看，哪怕只看一眼，你们就会看到那些一座连着一座的高山。那些高山，它们无边无际，千万年地沉默着。它们自己都不知道它们有多高，有多壮观。它们大多终年积雪，亘古没有人烟。
前些年，当我第一次坐飞机飞进西藏时，我从舷窗上看见了它们，看见了那一座座蜿蜒起伏的山，它们看上去有些柔和，像大海的波涛在蓝天下起伏着，让我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我问你们的父亲，那是它们吗？是那些我们经历过的雪山吗？
你们的父亲说，是它们。它们一直在那儿。现在随着气候的转暖，许多山顶的积雪都融化了，泛出了绿色。甚至珠峰上的雪，如果地球继续转暖的话，它们也可能化掉，而这些山，是永远不会化掉的。它们会永远在那儿。
我相信你们父亲的话，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踏实和欣慰。因为我知道，在那些亘古屹立着的山脉里，有无数不朽的灵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