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春河是一条不存在的河，也不能说是真的不存在,河在，但名字不存在于任何一张地图上，只有当地村民才这么叫，其实就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小河，追根溯源，也很难让人联想到松花江，或者长白山天池——它到底是从哪流过来的，我爸也根本答不上，他甚至都说不清这条河到底有多长，本来有多宽——不过据他回忆，〇八年那会儿，肯定比三十年前要窄不少，主要因为全球气候变暖，降雨量逐年下降，再加上两岸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泥沙这才趁机下山抢了河的地盘。二〇〇八年的秋天，我爸出狱的第二年，带着我回了趟他长大的黑龙江农村老家，原本是打算把我未曾谋过面的爷爷奶奶的坟，连我太爷爷的坟一起，迁回沈阳。可是全村祖祖辈辈的坟都在森林里，森林没了，坟也就都没了。我跟我爸在一片光秃的山坡上扑了个空，后来还迷了路，下山重新回到吕家村时，天已经黑透了。那年我九岁，打小我就没怕过黑，唯独挺惊讶，我爸待在监狱里还有精力关注全球变暖的问题。
说起我爸这个人，他是个酒鬼，自己把自己给喝废了。他的前半辈子，本来滴酒不沾，而且他最烦别人喝酒——骤变发生在二……六年，我妈车祸去世，我爸从此被酒精缠上了。假如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家族日历，那么二六年，在我们一家人的日历上，应该被圈上黑圈儿。那年春天，我妈没了，我爸进了监狱。这些都得慢慢回忆，十三年一晃，有些事我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我爸小时候挺苦的，五岁没了爹和娘，跟着爷爷在农村山里长大，一个叫新开农场的地方，本来叫吕家村，六十年代跟周边几个村子合并成新开农场，九十年代农场又拆伙，改叫回吕家村。刚叫新开农场的时候，我奶奶从沈阳过来插队，之后跟当地农民结婚，也就是我爷爷，生下我爸，从此跟沈阳的家人决裂，直到一场山火，把她永远留在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关于那场山火，网上查不到，大概发生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间，再多我也不清楚，都是听姥爷讲的，他嘱咐过我，永远不要跟我爸打听。但我记住了一个细节，那场山火的起因是有人在森林里烧纸，一个村民进山给老婆上坟，在坟前喝醉了酒，纸还着着，人睡过去了——就因为这个，我妈去世后，我跟我爸和我姥爷去扫墓，从来不烧纸，只献花。我爸对烧纸有阴影。
那天晚上，我跟在我爸身后，从山坡上一路朝下走，他的脚步迈得倒是很坚定，一路上也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可我感觉他也不是很擅长分辨东南西北，身为一个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不太应该。下山的路上，经过一片木桩，粗细各异，有的已经冒出新枝丫，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被砍倒的，有条小草蛇穿梭其间，一路跟着我，画“S”前进，我反过来追它，它又跑掉，我想继续追，被我爸给骂回来。多年后，我考摩托车绕桩时，突然想起那条小蛇，我把自己想象成它，顺利通过。
我爸最后是奔着灯火走的。山坡下，河对岸，几间农舍的灯光很零散。我爸领着我，敲开眼前最近一家的门，是个独居的老猎户，八十多岁了，我爸竟还认得他，叫了声爷爷——吕家村的男人基本都姓吕，所以叫谁都习惯了不带姓。我爸随后报上自己名字，说，爷爷，我是新开啊，老猎户突然变得很激动，请我们进了屋。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喝着白酒，唠了半宿，原来老猎户跟我的太爷爷是发小儿，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吕家村。老猎户跟我爸说，当年上边下来人推坟的时候，自己本来想替我爸守住祖坟，偏赶那年在山上摔断腿，下不了炕，也没我爸个联系方式，养到再能出门上山时，山都平了。我爸摇着头，没说什么，反倒问起村里的人都去哪了。老猎户说，一大半的人都搬去镇上了，留下来的人，基本都以伐木为生，带卖卖山货。那晚我爸喝醉了，我俩就在老猎户的家里睡了一宿，第二天才回到镇上，搭火车往沈阳返。那是一趟来去空空的旅途，二十几个小时的回程，我爸跟我说的话加在一起没有十句。我后来想，我爸要是没回去那一趟，这世上还有一个地方跟他同名同姓，可自从那趟回来，他不再只是孤儿，连名字都丢了。
我爸的名字，是他妈妈起的。我的名字，也是我妈妈起的。我叫吕旷，旷野的旷。我妈眼睛不好，双目视力接近全盲，因此寄情于我——目之所及，旷野无边，能看多远看多远——这是她的解释。我妈的眼睛不是天生，是一种后天的视神经疾病，加上当年吃错药，十岁开始，视力就越来越坏，没出两年就基本看不见了。我姥爷为给我妈治眼睛，掏光了家底，还拉一屁股饥荒，老婆跟他离婚，他一个人把我妈带大。我小时候，一年被我姥爷领去四院好几回查视力，人家大夫都说了我妈的病不遗传，他就是不放心。我眼睛特别好，随我爸了。我爸那双眼睛没利用好，大眼漏神，看待问题浮皮潦草，远不如我妈的心眼亮。
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妈的感情应该是特别好，走在路上，永远手拉手。家里洗衣服做饭都是我爸，我妈多不少时间，常用来教我背唐诗。上小学以前，我就会背三四十首唐诗了。小时候，我妈常教育我，人要多读书，书读多了，自然心明眼亮，人生才会进步。如今我长大了，回想我妈的话，对也不对，多少有点儿过时。靠读书进步，时间成本太高，现在人等不起。我说的其实也是自己。我高中一毕业就进入社会，也就是二。一七年。庆幸时代变了，清华北大毕业找工作一样难，学历基本没大用，心里也就平衡了。互联网领导一切了，手机玩儿得明白就能赚钱，年轻人只要把自尊心放一放，出头机会遍地都是，虽然这关并不好过，但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曾经我也一心想考大学，高中三年成绩还凑合，因为家里穷，本来报考了飞行员，盼着等进了航校就不用再跟我爸伸手要钱，体测跟面试都过了，没承想因为政审被刷下来，理由是我爸蹲过一年牢。为这事，我就想跟我爸要句对不起都没有，一赌气，干脆把高考也给逃了。那年国庆以后，我坐火车去了北京，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送快递，最狠一天干过十六个小时，回宿舍的路上，骑摩托睡着了。宿舍六人一间，有个河南哥们儿，下班就趴床上看直播，工资都给女主播打赏了。开始我好奇，跟着看，接触深了，自己也玩儿了起来，但我的玩儿跟他的玩儿不一样。
二。一八年，我刚注册快手的时候，在注册页面卡了半宿，卡在想不出起啥网名。到后半夜，心一铁，直接输入那六个字:狗眼儿两张嘴。半年后我开通直播，粉丝在直播间都问，为啥叫这么个名？挺瘆人的。我就解释，第一，我上小学时候外号叫狗眼儿，第二，我姓吕，双“口”吕，拆开两张嘴。就这么简单，没创意。最开始粉丝喜欢叫我“狗眼儿”，后来粉丝多了，公屏满屏“狗眼儿”“狗眼儿”，说实话心里还是不舒服，总让我想起上小学挨欺负那段日子,后悔起这个名，活该，改了又怕掉粉，于是慢慢引导他们叫我“二嘴”，等我开始被叫“二嘴哥”时，粉丝刚突破十万。
我的外号都是因为我姥爷。他的右眼是只狗眼睛，像个玻璃球，芯儿是草绿色的。关于他的眼睛，我从小就问，姥爷自己说是执行任务时受的工伤，我爸也这么说，真实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上小学一年级那会儿，都是姥爷来接我放学，蹬个倒骑驴。我户口跟我爸落在大西菜行，小学最开始念的是二经三校，挨着彩塔街，不远就是浑河。我们班的男生，放学一见我姥爷来，就喊他：“老狗眼儿！老狗眼儿！”我也就成了“小狗眼儿”。为这个我没少跟同学打架，可是因为瘦小，基本都是挨打，给自己气得直哭。有几次脸上挂彩儿，坐上倒骑驴，我姥爷就问，又跟人打架了？我说，全都因为你，以后别来接我了，你给我钱，我自己坐公交。我姥爷说不放心，等我上了三年级才能自己走。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家长都是开车来接，奔驰宝马也有，我从小自尊心就强，看人家钻进小轿车，我跟空嘎斯罐一车，脸恨不能埋裤裆里。那年姥爷已经五十四岁，蹬不太动了，咬牙下本给倒骑驴装了个马达，劲给足了也不慢，能跑三四十迈，裆底下嗵嗵冒黑烟，呛得我直咳嗽。
我姥爷是个好人，也是个怂人，谁逮谁敢欺负两下，多少次我陪他一起去送嘎斯罐，连饭店小工跟他说话都像毗哒狗似的，也没见他闹过脾气。但他总跟陌生人强调，自己是个警察，公安系统的，别人当然不信，他就亮出自己的警官证，人家更当他精神不好。警官证我看过：廉加海，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单位是沈阳第二监狱，地址在苏家屯。当年我也不确定真假，但照片上他穿警服的模样确实挺精神，跟老了完全不像一个人。直到二〇〇六年底，我在广播里听到新闻，一个退休的前劳改局领导在深圳被抓，罪名是在九十年代长期贪污受贿，当时姥爷一边做饭一边对我说，姥爷没撒谎吧。那领导就是被我姥爷他们一帮人上北京告下来的，一告十来年。讽刺的是，带头告状的我姥爷，那年刚好到退休年龄，恢复公职后直接领退休金，到死也没再穿回那身警服。
我的初恋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她问我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当时我答不上来。分手以后的某天，我突然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回复我的答案，是猪爪跟螃蟹。点击发送才发现，她把我删了。不过我仍然挺感谢她问过我那个问题，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热衷回忆过去的人。我想起，在我五岁或六年那年，我妈过生日，我爸买了猪爪跟大飞蟹。我跟我妈爱吃螃蟹，我爸跟我姥爷爱吃猪爪，两样都不便宜，一年上不了我家饭桌几回——那天的一桌菜，就是美好，美好得十分具体。我还记得，我爸上来就把一整盆螃蟹的壳都给揭了，拿勺挨个抠出黄儿来，凑了小半碗，一口喂给我妈。那天还吃了好利来的蛋糕，我妈让我替她吹蜡烛。我妈平常也不喝酒，那天少喝了一点儿，脸红得厉害。饭后，她弹奏了一曲，家里那台电子琴，还是她小时候我姥爷给她买的。弹的哪首曲子我不记得了，总之是《小星星》一类最简单的调儿。我妈还在的时候，教我碰过几次琴，我完全没展露出任何兴趣，我妈也没硬逼，后来她不在了，琴也就再没人碰过。
我妈说过，如果不是因为眼睛，她的理想职业是音乐老师。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学校。我上一年级那年，我妈每周都来学校几趟给我送饭。她干活儿的按摩院在怀远门，对面有家司机食堂，盒饭好吃还实惠，两荤一素五块钱。我最爱吃那家的锅包肉，番茄酱口的，我妈每次就打包了带来。怀远门到大西菜行要坐两站，我妈走路慢，下车再走到校门口，有时候菜都凉了。她会陪我坐在校门口吃完，听着校里校外孩子们的嬉闹声，她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像在欣赏一场音乐会。等我吃完了，她再坐车回按摩院。就那次我对姥爷甩脸子，嫌弃他那破倒骑驴丢人，第二天中午我妈就来了，肯定是姥爷跟她告状了。那天她是拎着一袋子肯德基来的。肯德基好吃，但是家里没条件，那天以前，我只在店里吃过一回，也是我妈带我去的。在校门口，我俩还是在那棵柳树下的石墩子上坐着，我妈先是对我展开批评，教育我不要跟别人攀比，虚荣心最害人。我低头认错，我妈才打开袋子：一个香辣鸡腿堡，一杯可乐，一盒上校鸡块，还有一个草莓圣代。我记得自己吃得特别快，就怕吃慢了圣代别再化了，过程中糊了好几嘴柳絮。吃到最后我又放慢下来，因为要等我班同学从外面回来，我得让他们亲眼看见我吃肯德基。平时我吃饭急，那天却吃了一整个中午，我妈倒什么也没说，就一直陪我坐着，肯德基的塑料袋在她手中叠得方方正正。
也就是那一天，在彩塔街跟青年大街的十字路口，我妈准备过马路，坐237回怀远门，一辆帕萨特把她撞倒了。刚撞完时自己还能爬起来，意识也清醒，人是在坐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没的。当时有目击者称，是我妈过马路闯红灯。我妈不可能闯红灯。后来又有人说，我妈在等红灯的时候，背后被人推了一把，总之人家帕萨特没违章，判也是那么判的，最后象征性赔了三万块钱。
那天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号。星期二。黑圈儿中的黑圈儿。
墓地选在回龙岗墓园，我爸让刻碑的把自己名字也凿上去了。刻碑那老头儿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年纪轻轻，多忌讳啊。我爸说，早晚的事儿，何苦再花两份钱。半个月以后，他在外面喝酒，跟人打架输了，竟然回机场取了他上班打鸟用的猎枪，回来找人报仇。机场同事发现枪丢了，一个先给我爸打了电话，另一个直接报案，最后我爸自己去派出所自首，录口供时酒还没醒呢。警察问他，知道偷枪是多大罪吗？我爸还跟人狡辩，说自己偷的算办公用品。还好是自首，最后轻判了。没人知道他到底咋想的，我妈没了以后，我好像变成了透明的，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考虑到我。一年后他出狱，我跟他就像陌生人一样。工作丢了，出狱后他又闲晃了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待在家养鸟，越养越多，最多的时候，阳台晾衣竿上挂着七个鸟笼子。他一天除了给我做早晚两顿饭，对鸟比对我上心。最招他稀罕的还是那两只黄鹏，活了十来年，高寿。自从那一趟吕家村之行回来，他经
常对着那两只黄鹏说话，管鸟叫爹娘，我就知道我再不可能懂他了。后来他出去喝酒，都是跟几个养鸟的朋友，他养得最好，别人就撺掇他干脆去八一公园卖鸟，他也去了，第一天就卖出去两对儿雏儿，都是那两只黄鹏的后代。鸟成了他这些年的营生，一个礼拜出去摆三四天，卖鸟也卖鸟笼子。我家的小客厅，常年被一地鸟笼子霸占。
我妈没了不久后，我姥爷也不蹬倒骑驴了，改种树。当时我爸劝姥爷别再折腾，搬回家来一起住，他伺候，那是在他出事儿之前。我肯定举双手赞成，姥爷来了，我就不用每天跟我爸大眼瞪小眼。姥爷不同意，倒骑驴虽然蹬不动了，但他就是闲不住，认准那个种树的活儿：万里大造林——那是一个在辽宁跟内蒙古两省红极一时的投资项目，几个老板加明星，以超低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地，雇人栽上树苗，不用等树苗长大，就连地带树卖出去，赌增值，类似炒股票。项目被包装成了公益事业，种树防风固沙，倒手还能赚钱，当时广告做得铺天盖地：“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一半年不到，就被揭穿是非法集资，几个老板被抓，成了个历史笑话。我姥爷就是这场笑话里的一个小标点，种树人。跟他一样的小标点，据说还有六七十个。但他们也是这场骗局中，仅有没亏还赚的一批人。这批人被公司雇去，划片儿种树，每个月能领一千多块钱。一车车杨树苗用卡车运来，他们只管种。我姥爷分的片区在国道边，过了机场再往东，马上到农村了。他一共负责十亩地，道北边四亩，道南边六亩。姥爷把自己在市里租的房子退了，直接搬进了国道边的小砖房里，连吃带住地种树。我爸进去以后，我被姥爷送去了武校，就冲武校管吃住，一周五天住校，周六日他接我回砖房去住。姥爷说他实在没精力一边种树一边带我，希望我理解。说真的，要不是小时候耽误那一年文化课，我学习应该能挺好。我用脚步丈量过那两块地的每一寸土，夏天逮蛐蛐、蜻蜓、扁担钩，到了冬天，赶上场一尺多深的大雪，就够我蹦魅一下午了。姥爷种树有自己一套规矩，他是先围着两块地界勾边儿，每块先种四条棱，好比画画前先裱好了画框，宣告这是属于他的画布，他人禁止涂抹。从夏天到秋天，我亲眼见证姥爷完成了自己的初步规划，南北两块地被杨树苗圈成两个四方的空场，可惜没等到用绿色填满，项目就黄了，姥爷自然也停止了种树，靠养老金过活，但那两块地始终没人来收，他就一直在那间砖房里住着，非说自己在那睡得踏实。十年后，在我动身去北京之前，自己去看过他一次，他整个人精神焕发，胃口很好，但比过去絮叨了，三句不离我七岁以前的事。他种的那些杨树苗，都已经长到很高了，每一棵树干上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其中正对窗子的一棵，树干正中刻着一个很显眼的“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