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强硬派在本国的活动逐渐奏效。不久，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去清国视察。
北京不断地督促广东驱逐鸦片母船。广东当局通过公行通知义律，鸦片母船如不撤走，将“封舱”，全面停止贸易。但是，鸦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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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论断，一八三四年发生律劳卑事件时，清英两国关系一触即发，当时事态如果发展下去，鸦片战争可能早就发生了。
英国的扩张主义者，当时确实恨得咬牙切齿，对本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十分愤慨。但鸦片战争在律劳卑事件五年之后才发生。
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
从英国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麦尊给商务监督的训令可以看出，他们是想极力避免同清国的摩擦，首先还是争取和平进入中国。另外对于主要出口商品“鸦片”的性质，也还是感到有些理亏。
即使当时政府要采取强硬政策，但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难的。有实力的鸦片商人查顿、马地臣、颠地等人派人回国宣传“应当打击清国”，也是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才开始的。
尽管强硬派到处向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游说，在五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国会里也只是以二七一票对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强通过了批准军费的决议。
当时英国的精神、思想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贪得无厌地向外谋求大英帝国的利益，特别要求扩大贸易市场。
但另一方面，人们通过产业革命，亲眼看到了机器的伟大，但他们也感到一种不安，担心人会沦为机器的奴隶。
当时的哲学家卡莱尔这么写道：
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现现代的性质的话，那么，我们不想称它为英雄的、信仰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时代，而首先想称它为机器的时代。从词的外在和内在的一切意义来说，现代完全是机器的时代。……不仅是人的双手，就连头脑和心也变成机器的了。……
这里产生了追求“人的尊严”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的精神。
当时不单纯是对清国的强硬派横行一时，也还有一群人道主义者谴责鸦片的无人性。
从清朝方面来说，也不愿意同英国发生事端。律劳卑事件的解决，道光皇帝嘉奖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而免衅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没有导致战争。
说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实力，那是言过其实。当政者也深知军队的软弱，连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谕中也慨叹“武备废弛”。在征讨连州瑶族叛乱时，士兵因吸鸦片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所以清朝方面也尽量避免冲突，弛禁论就这样冒了出来。这种弛禁论使广州和澳门的外国鸦片商人大为高兴，以为清国正在屈服。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提升为英国商务总监督。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比海军军人律劳卑稳健，一味采取静观的态度。英国的鸦片商人们不满意他的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反对，而且派出全权代表团，建议本国政府率领军舰去北京。这个时期因律劳卑的气死而产生的激动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时任职不到四个月就下台了。
罗宾臣被任命为德庇时的后任，他大体上也继承了德庇时的方针。
弛禁论就是在罗宾臣担任总监督官时期抬头的。罗宾臣对许太常奏议和广东复奏抱着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一时也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弛禁论出现的一八三六年，鸦片的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万箱。
在广州的清国官员中，也同样洋溢着弛禁的气氛。因为广东复奏是从这里发出的。可以说这里是弛禁论的发源地。
伍绍荣、卢继光等公行的人，邀请学海堂的学者们，大开宴会。
学海堂是道光四年由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的一所学堂，历史比较短。阮元曾著有《畴人传》，介绍过代数学，并在《天象赋》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学术，是一个进步的人物；后来担任大学士，历任刑部、兵部的尚书。他在中央时，人们都知道他跟军机大臣曹振镛不睦。他是“实学派”，而曹振镛却认为写端正的楷书就是政治。他们的意见对立，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一个由阮元所创建的学海堂，却成了弛禁论者的大本营，这大概是由于他的“实学”遭到了极大的歪曲。
最觉得扫兴的是韩肇庆。他当初由于取缔鸦片的功劳而被升为副将。他把一部分作默许费的鸦片交给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现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广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只日益增多，商人们就逐渐把默许费压低了。
禁严才付默许费，禁弛，当然就没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了。收入减少当然不愉快。因此他变成了“严禁论者”。
于是他通过有关方面，恳求军机大臣穆彰阿严禁鸦片。但是没有答复。不仅如此，有一天，海关监督把他叫去，跟他说：“暂时停止取缔鸦片！这是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下的特别指示。违背这个指示，对你将会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是多么的可怕。韩肇庆的情绪更加消沉了。
卢继光的希望也同样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韩肇庆那儿去告密，说有两个名叫简谊谭和连承文的小伙子不仅私卖鸦片，甚至还在鸦片里掺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购茶叶时，曾对连承文溜须拍马，为公行大肆活动。可是却中了连维材的计谋，弄得面子扫地。他满以为这次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跑去唆使韩肇庆。可韩肇庆却皱巴着脸说：“你来报告是好事。不过，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呀？”郭青吃了一惊，这么问道。
“现在要想逮捕这些家伙，我可能就会完蛋。”
卢继光听了郭青的报告，咂了咂舌头说道：“弛禁也不尽是好事呀！叫那小子发财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决定之前，认为弛禁对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广东进行这方面工作。
简谊谭和连承文乘着这股弛禁的浪潮，大赚了一笔钱，整夜整夜地在广州的妓院里拍着手儿，大声地唱着淫秽的小调，沉湎在酒色之中。
广州的国内外商人，就这样在提前制造一种弛禁的繁荣景象。其实中央的形势正朝着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态度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倒向弛禁。连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个人经验”，他只认为皇帝的犹豫是受反弛禁论的影响。
关于朱嶟与许球的反驳，前面已经说过。除了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论。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极其猛烈地抨击了弛禁论。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论点：
即使按旧例，鸦片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和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加倍课税为二十余万两，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论乃是仅见小利而伤大体的妄说。
外夷售鸦片，为欲获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暗中攫取内地之银。总之，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认真监视银的流出。认真查办，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认真，即使弛禁鸦片，禁银出洋肯定也会忽视。
如允许栽培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会弃农奔利。人口日增，谷产日耗。这样，即使连年丰收，亦不能充分养活户口。如遇灾害，则将束手无策。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应沐一切人民。
所谓禁亦无效，等于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内和平，盗奸事件仍有发生。虽禁盗奸，事件仍然不绝，但从未因此而听到要求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实无道理。
淡巴菰（烟草）过去一向禁止，解禁后亦无害。因此有人主张鸦片亦应按此办理。淡巴菰确实无益，但不至因之“废事耗神”，怎能将它与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但此乃纲纪问题。奉法如得人，虽禁鸦片，亦不会有贿赂；奉法如不得其人，虽弛禁鸦片，贿赂仍将以某种形式横行。
袁玉麟所说的“得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样，他们的奏文虽然词句不够文雅，但确实将弛禁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从此以后，弛禁鸦片的议论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它在舆论上失败了。
另外，广东复奏的主持人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并不是积极的弛禁论者，这也是弛禁论的弱点。他们没有热情对反弛禁论再一次进行反驳。
就邓廷桢来说，据说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论者，对他进行了劝说。
广州的司后街有一所官立学校，名叫越华书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当时的盐运司范时纪创建的，是比学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讲教官陈鸿墀著有《全唐文纪事》等著作。在广州掀起弛禁论的高潮时，他是严禁论的急先锋。他是总督邓廷桢的门生，据说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约好，要在总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间的闲谈中批判弛禁论。
朋友中有一个叫李可琼的老人说道：“鸦片要不严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担心，将来说不定自己的子孙也会吸上鸦片，倾家荡产，落个悲惨的下场。”
李可琼这么一说，陈鸿墀大声说道：“事关天下的风化！担心一家之私事，与担心吾师（指总督）百年之后，在青史上被写上倡导弛禁的魁首，损伤其名声相比，那算什么呀！”
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先导演好的一幕戏。不过，据说邓廷桢就因为这几句话而大大地觉悟了。他以后再没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同林则徐齐心协力，共赴难局。
如果加以推测的话，广州的两所名牌学校越华书院和学海堂的对立，也许就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后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时，越华书院是他的行辕。这所历史悠久、正统的学校，当时已受到新兴的学海堂相当严重的欺压。学海堂的规模大，正处于兴盛发展时期。当学海堂的学者倾向于弛禁时，越华书院的人很可能是乘这个机会来反对他们。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可以说是弛禁论的点火人。他和龚定庵是同乡，都是浙江仁和人。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广州的粤秀书院担任过两年教官。
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感到，广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关于鸦片的严禁和弛禁的论争里去了。
附带说一下，学海堂就是现在广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华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停办。许乃济曾经执教的粤秀书院变为后来省立大学的附属中学。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连维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两个来月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待在厦门的望潮山房里。
他既未去广州，也没有去北方。
他俯视着大海，深深地感到“时间”的逼近。
时间与他播下的种子并无关系，照常迈动它的步伐。他只想在各个方面接上导火线，看着时间的破坏力。他感到有点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视它的勇气。破坏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这一年的年底，英国商务总监督罗宾臣辞职，由查尔斯?义律继任。义律曾作为律劳卑的随员来过清国，在清国待过两年多时间。
义律一就任，就通过公行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广州管理商务。
自从律劳卑退出广州后，英国的商务监督一直住在澳门，未曾进入广州。以前的大班——即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获得清朝政府的允许，平时都住在广州。清朝方面采取的方针是，准许民间人士住在广州，“夷官”则不准。
总督向北京奏报说：
英夷义律者，奉本国之命，前来监督本国之商人和船员。现在夷船云集于黄埔，商人与船员之中，不识天朝法律不在少数，为恐徒增事端，希望亲自常住广州，以便管理云云。
虽非大班，但“名异实同”。则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准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为或者勾结汉奸图谋私利之情事，当即驱令其归国，以绝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阳历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奏报。
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达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进士的旧友和同乡们的欢迎，住宿于城外的三官庙。
以前在江苏协助过他的征税能手予厚庵也来到北京。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着他们久别重逢、欢谈旧谊的情景。
朝廷向广东发出准许义律进入广州的指示时，林则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会见吴钟世，听取各种情报。
“老大人的情况如何？”他这么一问，吴钟世摇了摇头说：
“鸦片把人变成鬼啦！不定庵里住着一个鬼。”
林则徐中进士待在北京时，吴钟世的父亲还正当壮年，是一位慷慨之士。他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怀有各种抱负，林则徐曾多次向他请教。而现在他已瘦得皮包骨头，整天把蜡黄的脸冲着天棚，躺倒在床上。枕边摆着吸食鸦片的器具，他的眼睛已变成鸦片鬼的那种带泪的眼，林则徐的模样恐怕已经映不进他的眼帘；不，即使能映进去，肯定也丧失了识别人的机能。
林则徐了解他过去的情况。他的变化，使林则徐感到一阵凄凉。
王尚辰写过一首《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蚕蛊，皂鸦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抟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缊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一生甘为相思死。
传说印度在栽培罂粟时，把相亲相爱的年轻男女捆绑起来，当两人的情欲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用流出的缕缕鲜血来浇灌。——这个传说当时在中国相当流行。大概是人们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断绝，这和相思的男女难分难舍很相似，因此而编造了这样的故事。在诗中也称鸦片为“相思草”。
吴钟世的父亲确实如他的儿子所说的那样，已经不是人，而是一个鸦片鬼。
吴钟世从林则徐那儿拿的津贴并不少，但光靠这笔钱还不能支付父亲的鸦片费。他现在协助金顺记的工作，才勉强能应付。有了这样的工作他才得了救，否则他恐怕怎么也弄不到鸦片。
当时犯罪的动机，大半都是与鸦片有关。
“燃眉之急的问题是鸦片。”林则徐痛切地这么认为。
鸦片问题不仅是同保守派针锋相对地斗争而产生的一种争论，其本身是关系到国民是否灭亡的最紧迫的问题。
二月五日，林则徐从北京出发，奔赴新的任地。他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
这个官名因有一个“广”字，往往被误解可能与广东方面有关。其实湖广总督是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有时称作湖北湖南总督，在兼管四川省的时期，曾叫川湖总督。
三月四日，林则徐到达汉口；第二天进入总督驻地武昌城。
武昌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陷入革命军手中；这个城市在推翻清朝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国于第二年成立。民国元年恰好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遂定为纪念节日“双十节”。
在亲眼看到武昌的街头高呼革命成功万岁的老人们当中，恐怕还有人隐约记得林则徐当总督的时代。武昌革命距林则徐到任七十三年。
3
道光十七年三月，林则徐到达武昌任湖广总督时，龚定庵任礼部主事，四月补主客司主事，兼任祠祭司，为正六品官。
清朝行政机构的“六部”，来源于周代的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制，概略地说，其所管辖的事项如下：
吏部——一般行政
户部——财政
礼部——典礼
兵部——军事
刑部——司法
工部——技术、建设
没有专管外交的部。这是因为清朝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华对等，因而不能有对等的外交。这种天朝的思想意识，承认民间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但不准英国的官吏——商务监督入境。律劳卑不仅擅自进入广州，而且要求对等地交换信件，因此，“天朝”的政府认为这是荒谬绝伦的行为。
接待进贡国或外藩，同它们交涉，由礼部承担。所以勉强地说，外交属“礼部”管辖。但就对外贸易来说，因有海关的关系，而海关属户部所管，所以户部也承担了一部分外交任务。
由此可见中国的“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现在中国仍使用“部”字，如内阁的各机构就有民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这是继承了“六部”以来的传统。
部的长官为“尚书”，满族、汉族各一人担任，所以各部有两名长官，如道光十七年吏部汉族尚书为汤金钊，满族尚书是奕经。副长官为“侍郎”，侍郎分左侍郎与右侍郎，而且与尚书同样，分别由满汉各一人担任，合计有四名副长官。
按顺序排列，侍郎以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郎中相当于日本的局长，员外郎相当于部长，主事则大体相当于课长。日本的局长、部长、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司局长、处长、科长。
定庵也于这一年被选任为湖北的同知。但他没有赴任。同知为正五品官，是知府的辅佐官。
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顺序是省、道、府、州、县。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小，可以大体比作日本的“郡”。中国的知县相当于日本的县知事。他不过是个七品的官儿。中国的府大体相当于日本的府、县。府的长官叫知府，同知相当于副知府。
湖北有林则徐，定庵虽然也想去那里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去了就再也见不到默琴了，因此他还是以六品官在北京，而没有到地方上去当五品官。
这一年定庵有不少有关佛教的著述，校订了七卷《龙藏考证》和七卷《三普销文记》等。
弛禁论到这一年已经销声匿迹了。许乃济上奏弛禁，反而导致了严禁气氛的增强。
义律虽获准进入广州，但在那儿无事可做，又返回了澳门。原因是英国政府要采取同清国对等的立场，不准义律以“禀”（请求书）的形式通过公行与清国官方接触。而清国方面的态度虽准许义律入境，但仍按以前大班的旧例，坚持“如有要求，应通过公行呈禀”的原则。清英两国的关系再次出现紧张的气氛。
英国的强硬派在本国的活动逐渐奏效。不久，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去清国视察。
北京不断地督促广东驱逐鸦片母船。广东当局通过公行通知义律，鸦片母船如不撤走，将“封舱”，全面停止贸易。但是，鸦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动。
在许球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文中，曾列举了夷商中九名最恶劣的鸦片贩子。两广总督邓廷桢通过公行的伍绍荣，命令这九人撤回澳门。但这九人仍赖在广州不走。
这一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即位。
道光十七年，对道光皇帝来说，又值第七个不祥的“凶年”。但这一年骨肉亲人中谁也没有死。
皇帝的情绪略有好转。看来已脱离倦怠期而进入勤勉的季节。寝宫养心殿里灯火彻夜通明。他在灯光下执着朱笔，批阅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