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张安达是个英俊人物，面庞白皙，皓齿明眸，穿的很讲究，灰哔叽大褂，黑礼服呢布鞋，鞋底是黄牛皮的，软和随脚，走道没声响。脑袋像唱花脸的演员一样，寸发不留，刮了个“去青”。不是谁都敢把自个儿的脑袋收拾成这模样的，首先脑袋得长得周正圆润，不能坑坑洼洼，土豆似的里出外进，不能有伤痕疙瘩，得跟刮胡子似的，见天刮，可见张家的媳妇除了操持家务以外，还充当着剃头匠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张安达的圆脑袋，圆得好看，圆得秀气，当然，张安达对自己的脑袋也很满意，把头发刮光了就是他自信的表现。有一回我们家的老二脑袋长了秃疮，医院把他头发都剃了，大家才知道他脑袋的形状极差，前奔后勺，前后之长大于左右之宽，是个“梆子”脑袋。所以张安达剃光头是对自身的另一种展示，一种炫耀。
端午、冬至、中秋，张安达逢年过节必来我们家，每次从不空手，不是由东直门大街鱼市上提篓鲜螃蟹，就是从安定门外菜园子买一筐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有一回还带来几只叽嘹叽嘹叫的小油鸡儿，绒球似的满院跑。有人描述太监行走的步伐是“鹅行鸭步”，也有人说叫“四六步”，但我总觉得“四六步”更近乎戏曲的专业术语，总之是撇着八字脚一步一步走得沉稳而有规律，我见过一张流传很广的慈禧出行照片，走在最前面左与右的是大太监崔玉贵和李连英，两个人都端着肩膀，没有表情，完全是一副仪仗模样，不招人待见。但是张安达不，张安达活泼好动，从来没摆过什么“鹅行鸭步”，他走道向来是一溜小跑，灵敏又快捷。
张安达是谦恭的，进了门不怕麻烦地给每一个人请安，包括我这个小人儿，也包括厨子老王和看门的老张，他从来不把自己搁在显要位置上，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底下人，把进退分寸拿捏得十分准确，他常常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悄没声儿地出现了，好像他正巧赶上，让你觉得那么恰如其分，那么自然。比如，正月张安达和我父亲带我到雍和宫看“打鬼”，人挺多，我个儿小，什么也看不见，刚一懊恼，张安达就从后头把我举起来了，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看，这样一来我比所有的人都“高”，看得清楚极了。我父亲画画，张安达站在旁边看，他能把要用的颜色及时地准备好，把要换的笔，衣纹、鼠须、大小红毛之类准确无误地递到父亲手上，这绝非一日之功，连我们家专门画画的老七也做不到。
母亲说，这是太监的本事。
我说这是善解人意。
张安达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当过太监，许多太监出了宫都住在庙里，过集体生活，彼此照应，可张安达从不往那个堆儿里扎，也不跟他们联系，刘掌案死后更是彻底和那些人断了来往。从外表上看，张安达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平常人更随和，更温良恭俭让，遇到什么事儿，他的态度永远是“依着您”。
寿康宫短短的几年工夫，把一个静海的乡下小子磨圆了，磨得寻不出一点儿棱角来了。
母亲说，张安达来我们家，一大半是冲着我五姐夫完占泰的，他感念完颜姐夫当年的帮忙，不是完颜占泰很实诚地一趟一趟给他往静海家里捎钱，他的娘哪儿能活下来，哪能有后来的日子。
完颜占泰从中学到大学都住在我们家，跟我的几个哥哥不分彼此，后来跟我五姐结了婚，婚后小两口住在北平家里，我母亲说，结了婚姑爷不能老住在丈人家，不合适。
完颜姐夫说，干嘛赶我们走？我们不走，就算我是入赘还不行吗？
姐夫愿意当倒插门，奈何！
刚解放，街道宣传《婚姻法》，各家都要派人去柏林寺开会，我代表我们家去了，我知道我是去充数的，母亲想的是《婚姻法》跟我们家没关系，让我去点个卯就行了。我很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对《婚姻法》多么有兴趣，是我对家门口那座元朝庙宇有偏爱，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柏林寺，柏林寺里头有大树，有王八驮石碑，还有停灵的大棺材，平时家里不让去那儿玩，现在正好，玩不到吃饭绝不回来，更何况宣讲完了还有节目，扭秧歌、打腰鼓什么的。
讲《婚姻法》那天是早晨，太阳刚升起来，照在柏林寺大殿台阶上，光线十分柔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干部在讲话，干部很年轻，说的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他挥着手说话的形象却一直让我记忆至今，我不知当年那个讲话的小干部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还在人世，大概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至少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他，他讲话的场景无端地映在了一个小丫头的记忆中，几十年了，清晰如昨，不能忘却。
会完了，没扭秧歌，演出了一场评剧《小女婿》。
演《小女婿》是为了配合宣传《婚姻法》，《小女婿》的女主角叫筱白玉霜，看的人很多，观众气氛也很热烈，我挤在最前面，为的是看得真切。筱白玉霜扮演一个叫杨香草的村姑，嫁了个小女婿，新婚之夜小女婿尿了炕……我能记得的只有这些，最着急的是那个叫杨香草的女子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唱：
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
杨香草对灯独叹，
……
我十九，他十一，
什么事他都不懂得……
唱得缠绵柔韧，期期艾艾，行腔总是在喉咙里滚，据说这就是评剧白派的特点，周围人叫好不断，为能见到筱白玉霜本人而激动，我却盼着台上这个女子唱完了快点儿离婚。
宣传《婚姻法》，《小女婿》之外先后还有《刘巧儿》、《罗汉钱》、《小二黑结婚》一类，我都不喜欢，原因是戏里的人物穿的是跟大家一样的衣裳，唱腔太多，不热闹。《小放牛》当时也在演出之列，《小放牛》是老戏，老戏比新戏更受欢迎，因为那些词儿大家都会，能产生共鸣，台上台下一块儿唱，《小女婿》就达不到这种效果，谁能跟着杨香草一块儿“鸟入林，鸡上窝”呢？《小放牛》牧童和村姑的漂亮扮相，欢快舞蹈让人眼花缭乱，少男少女在乡野打趣调侃，和谐自然，符合自由恋爱的精神，加之情节简单，类似街头小戏，有活报剧性质，比筱白玉霜的《小女婿》、新凤霞的《刘巧儿》来得更方便，所以很多单位都排演了《小放牛》，我们的街道也不例外。
演牧童的是张安达，演村姑的是我五姐。
张安达已经五十出头，我的五姐二十将过。
也不知怎的，平时一贯低调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张安达，竟痛痛快快地应承下了这个差事。大概是他太喜欢《小放牛》了。
张安达演《小放牛》轻车熟路，跟五姐配戏竟然没人能看得出他的岁数。张安达嗓子清亮，略带女声，但决不是人们所说的太监的“公鸭嗓”，他的嗓音演少年牧童再合适没有了，就像今天的儿童艺术剧院，很多小男孩的角色都由女演员扮演一样，张安达演小小子儿还真的挺对路。张安达动作轻巧，腿一踢，能踢过头顶，腰一弯，平地就能打个旋子，还会大车轮一样地打把势，把个小牧童演得人见人爱。五姐回家跟父亲夸赞张安达的演技，父亲说张安达是打小练的童子功，是戏虫子刘掌案亲自点拨出来的，在寿康宫当差绝不是混事儿的。
相比较，我五姐的功夫就差了，但她毕竟年轻，长得漂亮，聪明，悟性好，张安达连托带领，不显山不露水地也把我五姐托成了明星，他们的《小放牛》演一场，火一场，拿过区里的大奖，还到中山公园去演过。
我五姐跟我们家其它能玩票的兄弟姐妹不同，她除了会唱《小放牛》，别的全不上道。有一回我父亲拉胡琴，带着她唱《女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那是个最简单的流水板，连我在旁边都跟着溜会了，五姐却还找不着调儿，父亲奇怪她怎能唱《小放牛》，她说，《女起解》里没有张安达，有了张安达我才会唱！
父亲说，这也是怪了。
张安达的媳妇给我五姐做了一双带大红穗子的绣花彩鞋，我五姐喜爱得不行，演戏不演戏都在脚上穿着，说是轻便跟脚。一段时间，《小放牛》是我五姐的唯一，她整个人都掉进《小放牛》的牛阵里了，魔症了，一大早就在后院练唱，咿咿呀呀地没完没了，走路都迈着小碎步，水上漂似的从后院漂到前院，坐在饭桌前，拿筷子点着桌沿还在唱：
行来在，青草儿坡前，见一个牧童，
身披着蓑衣，手拿着横笛，倒骑着牛背，
他口儿里唱的俱是莲花落哪哈咿呀咳……
母亲说，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
五姐姐说，我不能跟张安达比，人家有功底，张嘴就来，我是一张白纸，不练行吗？
我说，张安达演的那个小牧童比《刘巧儿》里头的劳动模范赵柱儿还好看，胡同里的孙大妈、刘婶、赵奶奶都说看上这小子啦，我也看上他啦！
母亲让我住嘴，说张安达是太监，丫头家家不许胡说，怎能动辄就是“看上谁”！
五姐不乐意了，眼睛一瞪，冲母亲说，太监有什么不好，太监也是人，旧社会的奴才，新社会的主人！
母亲说，你跟我瞪什么眼？革命把你革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说这话你不嫌寒碜，真把你嫁个太监你能答应我？你男人可是清华毕业，论学历、家境、长相，哪点儿也没辱没了你！
五姐说，他跟太监也没两样。
母亲不说话了，母亲知道五姐与五姐夫关系不好，原因在我那位姐夫，我那位完颜姐夫练气功，炼丹药，吃五行散，讲的是清心寡欲，抱朴归一，我五姐不认这个，说他是半疯。五姐夫夜夜要打坐，一坐坐到天亮，月光下，对着北斗七星走禹步，超脱得不像凡间之物。
母亲口气缓和下来说，咱们先不说姑爷的事，往后我会收拾他，咱们现在说的是张安达，张安达是个难得的好人，跟咱们家这些年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咱们也没看不起他不是，但是太监就是太监，他们是不能人道的人，不错，张安达人长得帅气、俊秀，可话说回来了，过去进宫当太监的哪一个不是五官端正，超乎常人的，歪瓜裂枣的能到皇上跟前儿去吗？
我问母亲“不能人道”是怎么回事，母亲推了我一把说，去！
五姐的脸通红。
母亲认为跟我们家没关系的《婚姻法》，没出一两个月便大有了关系，我们家那位情感丰富又多变的“小村姑”提出要和完颜姐夫离婚，谁也劝不住，她也不吵也不闹，就是铁了心地离！
我母亲说不出什么，因为五姐夫跟太监一样也“不能人道”。
很快这个婚就离了，我五姐嫁给了在陕西紫阳当过牧童的王连长，连长那时候已经不是连长也不是牧童了，是大干部了。
我那位被“抛弃”了的五姐夫完颜占泰离了婚还住在我们家里，照常过着他的神仙生活，他没有工作也不想出去工作，他天津家里有的是钱，据说几辈子也花不完，不愁吃也不愁穿，在叶家被我母亲当儿子养着。老姐夫对我说，《小放牛》里牧童骑的那头牛，一准是老子的青牛，老子骑牛出函谷关，到周至楼观台，讲述《道德经》，那头牛就歇在了楼观的山坡上……
母亲说老姐夫没心倒肺，都这样了，还说牛。
后来公私合营，又连着几个运动，老姐夫家里就穷了，再没有钱给寄来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却也没饿着他，有我们吃的就有老姐夫吃的，好在他也不正经吃饭，经常“避谷”，有时候吃三颗红枣就能顶一天。
张安达来我们家定要到五姐夫的屋里去，看看五姐夫有没有什么要换洗的衣裳，该拆洗的被褥，他拿回去让媳妇洗，洗过浆过，熨平整了再送回来。他的天津乡下媳妇做了什么新鲜吃食，也都想着给老姐夫送点儿过来，论远近，他们到底都是属于同一地域的，甭管是静海的穷太监还是津门的阔少爷。
莫姜进入我们家以后，张安达另一个要看的人是莫姜，他们一个在静海，一个在易州，扯不上老乡关系，可是却很熟识，张安达管莫姜叫莫姐姐。为这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一直到莫姜死，我才把原委闹清楚。原来两人都是寿康宫里的人，一个是小太监，一个是太妃贴身宫女。寂寞的宫廷生活使太监和宫女之间产生一种微秒的照应关系，自明朝开始，彼此之间认干亲的习俗遍及宫闱，各宫之间，以致同一宫内，兄妹、姐弟、甚至夫妻都有，是一种名分上的归属，谁谁跟谁谁是一式的，谁谁跟谁谁是不拆把儿的，是心理的慰籍，也是一种保护。清代尽管明令阻止宫女、太监们的这种做法，但大厦将倾，皇上已成逊帝，下人们再不把戒令当回事情，寻求亲情的温暖是人的本能，莫姜比张文顺大，莫姜就是张文顺的姐姐。
两个人先后随敬懿太妃出宫，莫姜嫁了厨子刘成贵，住到了北宫门，张文顺跟着老太妃去了麒麟碑，继续当他的使唤人。莫姜后来的遭遇让人同情，张文顺得知莫姐姐走投无路的结局心里很是不安，先是接到自个家里，想着终非长久，就偷偷找到我父亲，两人设计了北宫门捡人的一幕。其实，莫姜不是父亲从北宫门领回来的，是从金太监寺张安达的家里接来的。
我曾经跟着老张去过一回张安达家，是为他们家老太太过世三周年去的。去张安达家，我是正差，老张是陪衬，毕竟我代表着叶家宅门，老张是跟差。但是一出街门立刻就变了，老张变成了正差，我成了跟随。他走前头我走后头，他甩着手，我提着蒲包水果……我说，老张唉，我怎么觉着秩序有点儿乱。
老张说，不乱！
进金太监寺胡同往西，路南一座干净精巧的小院就是张安达家了，门口石头门墩上头雕着两个歪着脑袋的小人儿，很像是《小放牛》里头的牧童哥。进门之前老张拉住我，再一次叮嘱千万别忘了他交代的事儿，我说，你放心，我忘不了。
老张交代我，到了张家，眼睛往房梁上瞅，他们家房梁上若是放着一个升那就对了，听人说太监的“根”又叫“宝贝儿”，用油纸包着，垫着灰，就搁在那里头，吊在房梁上，任何人也不能碰，太监死了的时候取下来，安在原来的地方，随主人一块儿埋葬。这个工作对死者来说非得至亲至近的人做不可，别人信不过，稍有闪失，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就不完全了。刘掌案没儿没女，张安达是他的徒弟，所以刘掌案去世后，他的“根”是张安达亲手给安放的，放的时候张安达可谓必恭必敬，小心翼翼，第一“根”要紧贴着肉，不能有空隙，第二“根”得摆正了，不能歪……决不是草草一搁了事。这些都是老姐夫告诉我的，那是在张安达死了之后……
可是当时我对这些并不了解，傻乎乎地问老张，房梁上头是什么“根”，老张说是“男根”，我说，有“男根”就得有“女根”，他们家“男根”在房梁上，那“女根”在哪里？
老张说，不知道！
就跟想看张安达上厕所一样，老张对太监的私秘细节非常感兴趣。
张家院里栽着丝瓜和葫芦，还有一棵石榴，葫芦架底下有石头桌子，房檐下头挂着鸟笼子，笼子里头不是什么好鸟，普通的红子罢了。屋里有八仙桌，太师椅，老榆木的，结实而耐用。北边墙上挂了一幅对联，“牧笛一吹春柳韵，杏花齐放彩霞云”，好像也没脱开《小放牛》的意境。里屋紧靠南窗一盘炕，炕上有躺箱、炕桌，炕下靠西墙有梳妆台，门后有脸盆架子，架子上有大铜盆，盆沿上搭着白手巾，整个房间擦抹得一尘不染，连那砖地也闪着幽幽的光。没有堂皇阔绰，有得是简约舒适，但从格局看又一丝不乱，沿袭着传统，沿袭着规矩，让人想起紫禁城内乾清宫的西暖阁来。这怕就是张安达的心劲儿了，当过太监的心劲儿。
看得出，张安达在宫里当太监的时候一定是向往着安稳的小康生活，向往着一夫一妻,《小放牛》式的浪漫，独门独户的小院，热腾腾的炸酱面，母亲安逸，儿女绕膝，自己是尊贵威严的一家之主；可是过上了一家之主的日子又脱不开宫里的套路，脱不开习惯的束缚，就像是把熟粽子解开剥了，它还是个粽子，再变不成米饭一样。
老张谱摆得很大，进了门腆着肚子跟大爷无异，但张安达心里明镜儿似的透亮，孰重孰轻一点儿不糊涂，他把我往正座上让，尽管我还是个孩子，也一口一个“格格”地叫，让他的媳妇出来先跟我见过了再招呼老张，这让老张很没面子。
张安达的媳妇低着头几乎不说话，眼睛也不敢朝我们看，张安达说什么她就做什么，谨慎而温顺。我不知该管张安达的媳妇叫什么，张安达说她叫李增春，我便叫李增春，李增春终于冲我笑了笑，下兜齿儿，嘴还有点儿歪，模样一般。李增春能给太监当媳妇，并且无怨无悔地跟太监过了这么些年，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母亲的“人道”教诲让我懵懂地感到了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这是不能对人言说的，那些个苦辣辛酸也只有李增春自个儿明白了。若干年后我看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那里头有给太监当媳妇的康顺子，可我总不能把她和李增春联系在一起，也不能把庞太监和张安达扯到一块儿。其实人跟人挺不一样，太监和太监也不一样。世间的事儿，“葶历似莱而味殊，玉石相似而异类”，难以一言概之。
张安达的媳妇李增春身子骨很单薄，小脚，头发花白，看年龄比张安达大不少，俩人站到一块儿明显的不般配。李增春给我们倒了茶就进到厨房再没露面，是个沉静识体的女人。
张安达家用的茶碗很讲究，是粉彩薄胎美人荡秋千的西洋瓷，老张问是不是皇宫的旧物，张安达说是他在崇文门鬼市上淘换来的，没花两块钱，便宜！崇文门外的鬼市自解放前就有，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地点在花市附近，黎明出摊，天亮走人，买的卖的谁都看不清谁，每个摊上都点着盏半明半暗的小灯，地上铺块布，摆着东西，谓之“鬼市”，又叫“晓市”。东西中有贼的赃物，也有潦倒大宅门的珍藏，碰巧了还真能买到好东西。后来老张回唐山之前我跟着他逛了一回“鬼市”，没买回什么东西，只买了两条板凳，老张说这东西在乡下很实用。
那天，老张跟张安达说他唐山家里已经给分了地，他梦寐以求的回家当地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计划这个月就跟我们家把账结清，回家当他的“老太儿”去。“老太儿”是唐山话，老太爷的意思，出自《三侠剑》里的杨香武，杨香武是乾隆年间河北的大侠，跟窦尔敦、黄三泰们是同时代的人，戏台上的杨香武一口唐山话，通常由武丑扮演，装扮和《三岔口》里的刘利华差不多，穿着黑紧身衣，绣着满身五彩花蝴蝶。传说杨香武的轻功十分厉害，曾经有过“三盗九龙杯”的经历。两军对峙，兵对兵，将对将，双方要互通姓名，刀下不杀无名之鬼。杨香武出自民间，没有堂皇的名号，便自报“老太爷杨香武”，唐山话，“老太爷”就成了“老太儿”。后来人们就戏称唐山人为“老太儿”，老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太儿”。同是“老太儿”，老张跟人家杨香武却差得远，老张有点儿小自私，有点儿小蔫坏，还有点儿弯弯绕的小肚鸡肠，没有杨香武的侠义豪气。老张说厨子老王回了山东再不回来了，宁可扔了手艺也要在家待着，足见老家的吸引力，现在解放了，各自家里都有了很大变化，也不知道老婆孩儿过得咋样，岁数大了，不回家咋着呢。
张安达说是该回去看看，人走千里万里，那根儿还是跟家里的老坟地连着呢。他静海的家里已经没了人，虽然有几个远房侄子，但是他没给过人家什么济，到老了回去人家未必肯接纳。在北京好歹他跟前还有个闺女，他的闺女张玉秀现在在北新桥副食商店工作，也算是干部了。
我们走的时候李增春从厨房出来了，这一会儿工夫她给我烙了七八个糖火烧，用布兜了，塞到我手里。我不要，老张说，拿着吧，好歹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张安达说，知道你们家有专门的厨子莫姜，不希罕这个，可这个是我们静海的家常火烧，味儿自然是不一样的，也没什么好东西给小格格拿着，让格格空着手回去，怪不落忍的。
我提着火烧跟着老张往外走，张安达的媳妇送到了影壁跟前就止住了步，张安达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直到我跟老张朝北拐弯，他还在朝我们挥手。
张安达的礼数真多。
老张问我朝房梁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他们家没房梁，只有白纸糊的顶棚。老张肯定地说，那“宝贝儿”就是藏顶棚里了！
我问老张，“金太监寺”跟张安达有没有关系，老张说有屁关系，这个胡同自打明朝就有了，张太监住这儿也是碰巧。我说张安达准是看上了这个地名才买的房。老张说，他躲还躲不及，但得有比这儿便宜的，我敢担保，张太监绝不会在金太监的地盘上住，甭管是明朝还是现在！
在我童年的思维中，一直是把“金太监寺”和张安达连在一块儿的，宽展的胡同，安静潮湿的小院，剥落的砖墙，藏匿于深处的故事……常常让人浮想联翩。
今天的金太监寺胡同不知还存在否？
我把糖火烧拿回家，母亲尝了，说半发面，又酥又脆果然好吃。老张不以为然，掰了一块在嘴里捯了半天说，《小放牛》味儿。
我不知道糖火烧怎么会和《小放牛》绞到一块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