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丢失了“北京人”的身份。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打不散”、“压不夸”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去。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荡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饭食虽粗犷，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儿没咸一个跟头，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链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很快化作鼻涕繁衍在鼻腔，自责自己小资情调太重，真是应该下去好好改造的。看周围，许多知青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肉松和煮鸡蛋，这些我都没有，我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副铺盖和给知青发的一套藏蓝的棉袄棉裤。
席棚上贴着纸，写着“北京知青接待站”，当然是临时的，只要我们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来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事实也证明，自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我们从身份到归属，已经属于了黄土地，属于了陕西省。吃完饭换汽车，在敞篷解放车顶上，迎着西北的硬凤又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许多人围在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看我们，表情漠然，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三五个人在敲锣打鼓，一看便是受命于组织，没有激情，作为一种任务在完成，咚咚呛，咚咚呛，机械而单调。一条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到刘家河安家落户”的横幅，因为大风，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没了，意思只能猜测。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却说还要继续前行，于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驴车上，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要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插队的点儿-后顺沟。
天快黑了，我跟在车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脚踩在泥泞不堪的黄土路上，心里一片迷茫，往前看是黄土，回头看还是黄土，左边右边依旧是黄土，太阳已经沉到西边黄土里头，离家越来越远了，我知道了中国还有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些无边无尽的黄土都是从哪儿来的？小时候用模子扣泥饽饽，那黄土还要老七到北京黄土岗去买，北京的黄土岗不光出黄土，还出鲜花，崇文门同仁医院对面有黄土岗专门的花店……
前面驴车上有我的行李卷，塑料单子包裹的一个小花被和一床薄薄的褥子，行李卷捆得很结实，透过淡黄的塑料布能看见被子上细碎的花朵，那花朵如同眼前的黄土一样，越看越觉得陌生。随着车的颠簸，行李卷左右晃动，有几次要滚下车来，被赶车的推了上去。赶车的是个年轻人，是后顺沟的队长，自我介绍说叫发财。发财这个名字很坦率，很直接，我一下就记住了。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拿发财的名字开玩笑，发财也不恼，拍着驴屁股跟着大伙一块儿傻乐。
在众多的行李中，我的行李卷是最小、最简单的，跟其他人巨大的行李，笨重的木箱、纸箱相比，有些寒碜。在接到上山下乡通知第三天，家被封了，是因为我们家去了台湾的中统老大，我的大哥在那边发表了一个什么声明，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连累了我以上的所有哥哥姐姐，突然的，房门被贴了封条，别说被褥，我连自己的内衣内裤也没能拿出来。我坐在院里发呆，房门虽然只是被一张纸条阻拦着，我却没有勇气揭起它，走进去。前边的敬老院，夕阳下，几个老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大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他们每日的功课，唱过之后就可以吃晚饭了。苍老的，不齐整的歌声传到后院，让我更加想念父亲和母亲，不能哭，怕谁进院里撞见，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抬头望着老榆树干枯的枝，让眼泪在冬日的风里干去。
天黑的时候大秀来了，她听说了我要走的事情，什么也没说，牵着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手里攥着北京的户口迁出证明）把我接到六条她的家里。大秀的生活不富裕，因为“文革”，北京的补花属于“四旧”，已经停产，大秀靠什么生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昏黄的15度灯泡下，她给我包了一顿羊肉白菜馅饺子。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一顿饺子不亚于今日的一顿盛宴，让我感念至今。大秀遵循北京上马饺子下马面的老礼儿，为明天就要出发的我发脚！
张安达的女儿张玉秀下班过来，送了我一块漂亮的塑料单子，说在农村可以隔潮……那是张安达死后我第一次见到她，个头不高，跟她的母亲一样，长得不怎么样。当售货员的她，有条件给她的父亲买一双时髦的塑料底毛窝，自然也有条件给我买一块别人搞不到的塑料布。张玉秀搁下东西就走了，临走留下她的地址，说缺什么就写信，别委屈了自个儿。
看到我眼泪汪汪的模样，大秀说，一切都过去了，四爷跟四太太走得那么平静，这也是他们的福分。别再想了，出门在外，得学会自个照顾自个，无论遇到什么，都得兜得住，别动不动就翻腾心思，从今往后你就是个新丫丫，莫姜能当卖花生仁的，你就能当个简单的高中毕业生。到了乡下，除非你自己不说，没人能知道这边的事。
依着大秀的交代，我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将和戏楼胡同的一切划一道深深的沟。
我泪如泉涌。
大秀说，走之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把淹在心里的眼泪都倒出来，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笑模样对人，别动辄就变脸。
大秀在此刻代替了母亲的角色。
我告诉大秀，我在屋门封条之外加了两把锁，钥匙交给她保存，我坚信，叶家的老七总有出牛棚的一天，西偏院被赶回天津乡下的老姐夫总有回来的时候……
离开北京，等于我是从七舅爷家里走的。
跟着驴车走呀走呀，走得筋疲力尽，远远地看见土崖顶上站着一排人，穿着肥大的棉袄棉裤，抄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那些人的脚下是一排窟窿-窑洞。
年轻的队长说，后顺沟到了。
后顺沟，一个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