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当过“西纠”的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伦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最怕过坟地，她说天一黑，坟里的鬼就会出来，在自己的坟堆上坐着……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利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张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尽量将自己的情况讲述得简单，这主要是得益于莫姜的真传，得益于大秀的点拨。在莫姜事件后不久，父母亲就去了，是一块儿去的。父亲一辈子喜欢远游，这回是带着母亲走了，两个人吃了安眠药，睡过去没醒过来。父亲这趟远游是游得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几张大字报，一个莫姜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填写出身的时候，依照大秀的嘱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纪大，因为听话，肯吃苦，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到农村第二年，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知青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村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继续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分的结果是每人倒找队里多少多少钱。
我们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泄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点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倾囊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俱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
我们后顺沟知青点有五个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我和王小顺。村里老乡不叫我们的名字，按个头高矮当面叫我们老大老二，背后叫我们狼，饿狼，因了我们的出现，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
老五王小顺被农民们叫做“五狈”，他个头最矮，小豆子一样的机灵，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因了他的聪明好钻研被安排为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都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说“赤脚”并不是光着脚不穿鞋，是来自基层农村的意思。毛主席有伟大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什么的。赤脚医生由各村推荐，在县卫生院培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大夫了，后来有个电影叫《春苗》，表现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正确与高明，那些专家学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长相就很不正经。五狈的医疗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动辄还让人喝凉水败火，谁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给大伙抹抹红药水，上点儿消炎粉什么的。卫生院给他配了一套亮闪闪的银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一个三棱的，尽管五狈很想试试这些针，但一直没找到自愿牺牲的对象。
五狈是他们家的老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他哥是北京工总造反兵团的，因为喊错口号成了“现行”，被关了，先说在里头神经发生错乱，后来说死了，病死了。五狈他妈是捡破烂的，我们离开北京时他妈去送站，一头白头发，挎着个小包袱，像个逃难的婆子。老太太因为曾经开过杂货铺，被划为小业主。小业主的成分比较尴尬，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打倒，属于怪模式眼的一个阶层，这就造就了五狈小业主式的灵动，会看风使舵，办坏事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往好听了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用老乡的话说是“揣着一肚子哈（坏）水水的碎song”。陕西话“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这个“song”比较生僻，就这个词我问过发财的爹，被那老头子拿杈抡了出来。后来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里面的精子，用普通话翻译，王小顺就是个“小精子”。我们都认为这个创意太传神了，问题是这么独到的命名却被老乡们一带而过，在他们的嘴里，碎song小顺被叫做了“五狈”。
狈是狼群里的军师，一群狼里一旦出现了一只狈，那么这群狼就会无往而不胜，所谓的“狼狈为奸”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地传说，有个农民去集上卖柴，天黑才回来，碰上一群狼，狼要吃他，情急之下，农民爬上了麦秸垛，在上头和群狼对峙。下头的上不去，上头的也不敢下来，僵在了那儿。这时，狼们请来了一只兽，这兽似狼似狗，个头细小纤瘦，毛色黯淡，两眼放光，行走时将前腿搭在两只狼的背上，像坐轿。那兽呜呜地低吟，像是吩咐什么，须臾众狼散开，将麦秸垛严严围拢，各自从下头用嘴抽麦草。眼瞅着麦垛就塌了，农民大喊救命，恰巧过来几个赶骡子的，将那群狼吓唬跑了。赶骡子的说农民是遇上了狈，狈那家伙一肚子哈水水，比人还有思想。但是这只头脑灵光的动物有个弱点，前腿短，后腿长，勾子（屁股）撅得高高的，得搭在狼脊背上才能行动。有行动的没头脑，有头脑的没行动，老天爷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妙。
五狈小顺的腿跟狈一样也有毛病，走路有点踮，凡有人注意他的腿，五狈就解释说是小学上体育课从单杠上掉下来摔的，打着石膏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呢！可是跟他来自同一个学校的老三说五狈一天医院也没住过，甚至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边开，五狈的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跟单杠没关系，五狈打小就没上过体育课，一到上体育他就在教室做自习。逢到这时，五狈会不紧不慢地说，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也不是我妈，你怎知道？
踮脚的五狈人小，一顿却能吃八张发面饼外加两碗汤面和半碗浆水菜，这些吃食堆在那里，小山一样能占据大半个案板，谁也想不来五狈那小小的肚子怎能装得下这一堆东西。五狈很孝顺，一个月给他妈写两封信，信里事无巨细，什么都说，有一次光对黑子的描写就用了两张纸，甚至还有图画附着。我知道，五狈的心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信写得越长，对妈妈的挂念越深。
揭发五狈的老三叫李抗美，他爹是“革军”，“革军”是革命军人的意思，李抗美的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谁就是什么出身，出身的问题一度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不知提出这缺德口号的后代是好汉还是混蛋。
“革军”出身的老三在吃上很有军人传统度，一个字“快”，吃四盆盐拌捞面用不了二十分钟，吃相也颇不雅，连脑瓜顶上都是面条。40年后我在电视上常见国外有赛吃会，几个青年男女坐成一排，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吃得多，日本一个不起眼的瘦小丫头在40分钟里竟然吃了41碗纳豆米饭，那些碗摞得把她的脸都挡住了。看到这儿，我心里有些酸，想要是当年老三来比赛，他们谁也不是个儿。老三吃饭不用碗，用盆，他那个盆是特意从刘家河公社合作社买来的瓦盆，这样的盆农村是专用作尿盆的，成了老三的饭碗。一到开饭老三端着盆就往前抢，稀的干的使劲往里搂，让人恶心。大伙一见老三的盆就骂，说老三要是再让那瓦盆出现在锅台上，就要用烧火棍捣了。老三说反正也没盛过尿，只是模样不太好罢了，伟大领袖教导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的瓦盆就是一张白纸，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老大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临到她值日，她早晚把那屎尿盆子扔沟里去。老三说，你敢！扔了我的饭盆我就用棒槌把锅捅漏了，不吃大家都别吃，玉宇澄清了，都喝西北风。
我在吃上也不含糊，记得我用一根筷子串着五块发糕，蹲在窑门口喝洋芋汤，黑子蹲坐在我对面，想的是等我剩余的赏赐，当最后一口发糕填进我嘴里的时候，我看见狗的绝望与痛苦眼神几乎与人无异。老大吃饭不太跟我们抢，可也吃得不比谁少。老大有个木头箱子，搁在炕角，宝贝似的锁着，我们都知道那里头藏着老大的私货，比如珍贵的炒咸菜，炒黄豆什么的，过国庆节的时候她爸爸还给她寄过一包花生米，那是北京居民的配给，她们家没吃，都给她寄来了。听老大躺在被窝里偷偷吃花生米，我就大声嚷，窑里闹耗子呢！
老大就从被里伸出手，给我五六粒捻去皮的花生米。虽然都皮了，但仍旧很香。
五个人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二刘二东，刘二东来自河北北京中学，学生们惯称“河北北”，是京城的一所好学校。本来他应该去内蒙兵团，却偏偏的要到陕北来，用他的话说是“一心要砸碎千年的铁索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词，用在这儿有点儿反动，可没人跟他较真儿。他听说陕北缺水，受了小学课本“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影响，决心要在后顺沟打出一口井来，改变这儿吃水要到沟底下挑的艰难。挑水上坡，对我们是太大的考验，轮着谁挑水谁都憷头，挑着两桶水一鼓作气地往上爬，中途没有任何歇脚的地方，那桶前高后矮，无法迈步，得侧身斜着一步一步往上挪。一不留神桶翻水洒，你就坐在半坡哭吧，哭到天黑了还得下去再挑。
老二家在河北献县县城以北的河间府，他和他爸爸在北京，他妈和奶奶住在乡下。别看他们老家地方小，名声却很大，著名的绿林好汉窦尔敦就出产在那儿。窦尔敦的原名叫窦开山，小名跟刘二东一样也叫二东，京戏《盗御马》里的窦尔敦蓝脸红髯，绿衣皂靴，出场亮相，张嘴便是“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这是老二最爱的唱段，在老二连唱带做的演示下，我们想像得出窦尔敦那豪情与美丽！
听得多了，我们都会唱了。夕阳下，饿着肚子，我们坐在窑外面的空地上，集体高唱：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窦尔敦在绿林谁不敬仰，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黄三泰老匹夫自夸自量，执金镖借银两欺压豪强。
壮烈情怀无与伦比，比“临行喝妈一碗酒”要有气势。
在老二的讲述中，大家知道他家乡的大侠窦尔敦杀富济贫，大侠一度只身潜入御马厩，用熏香熏倒了守卫，用匕首刺杀了门丁，盗走了一匹皇家的“金鞍玉辔追风赶月千里驹”，使绿林义士大受鼓舞，给了朝廷沉重打击。窦尔敦的仇人叫黄三泰，黄三泰的儿子叫黄天霸，他们跟窦尔敦比武使用暗器，属于不地道之流……老二之所以对戏曲这般熟络，是因为他爸爸就是唱戏的，听说以饰演《盗御马》的窦尔敦出名。从老二嘴里我们知道，窦尔敦的脸谱最漂亮，衣饰也最鲜艳，总之，清朝的窦尔敦很了不起，相应的演窦尔敦的他爸爸也很了不起，他爸爸属于架子花脸，唱念做打都在行，老二对他爸爸崇拜无限。五狈问老二爸爸现在还唱不唱窦尔敦，老二说现在改唱《红灯记》了。就问老二爸爸是《红灯记》里的哪一个角色，老二先说是“卖粥的”，后又说是“磨剪子戗菜刀的”，也说过“修鞋的”，无一定指，大家都很失望，伟大英雄窦尔敦沦为“革命群众”也还罢了，真当了“日本宪兵甲宪兵乙”的确很让人糟心。
县里每月要在公社给知青们演一场露天电影，内容除了革命京剧《红灯记》就是《地道战》，他们知道我们最爱看这两部片子，我们当然也是场场不落地走几十里山路去看，一来是可以和各点的知青相会，彼此交流经验，二来更可以在电影《地道战》里领略传宝的风采，在《红灯记》里寻找老二的爸爸窦尔敦。《红灯记》和《地道战》两部片子我们可以倒背如流，往往是演员还没有张嘴，我们的戏词就唱出来了。全体参与，银幕上下呼应，千山万壑随之震憾，场面很热烈，比现在拿着小荧光灯棒，在歌星的蛊惑下左右摇晃强之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