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初冬时，洋葱田已消失夏季葱绿的颜色。我们感到天气多么阴冷，当我们带着大堆的麻袋和柳条篮子，顶着寒风，在清晨走近这块广大的田地时，我们知道一切都变了，那里的颜色、气味和温湿度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田地里大片大片洋葱的茎叶都已倒伏，它们相互压在一起，挂满晶莹的寒霜，像是个广阔的垃圾场。我们迈过田埂走进地里，听到洋葱的茎秆在脚下沙沙碎裂，那种声响和其他枯萎植物的声音是相同的。
王宝的脸肿了好久，最近才恢复正常，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此刻他的心态已经平静，他私下对我们说，领导和被领导吵架，倒霉的不会是领导，他只能接受了教训，以后不会再跟大春作对，不会再挨大春的耳光了。即使如此，他仍然相信，有一天大春会身败名裂。王宝家住上海横浜桥，他说当地一个开“老虎灶”的小业主邻居，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此人是“阿飞”“白相人”出身，对上海一直心怀不满，不止一次告诉少年王宝，上海的女人如何难看，她们的身材、穿着，根本就不能和过去比，结果就这句话，此人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王宝觉得，这种“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和大春的行为是差不多的。难道我们会有两种政策吗？王宝说，会有好戏看的，等着吧。他说。这番话，王宝已经讲了很多遍，我们差不多记住了横浜桥旁边的那个小业主了，王宝还是愿意提这个人。小业主确实是阿飞的本性，经常盯着打开水的少妇说下流话，经常对少年王宝灌输下流思想。他告诉王宝，目前根本看不出上海女人有什么身段，衣裳和大麻袋差不多，“灯笼壳子”一样，看不到乳房和大腿，女人天生有两件东西宝贵，现如今的打扮，跟没这两件东西一样，为此他极其讨厌上海，胃口完全倒了。当时正是王宝的发育阶段，听了老流氓的话，王宝的幼小心灵完全被“目前女人”的问题侵扰，十分不安。老流氓沉浸在旧上海的回忆中，对准王宝的耳朵说：——喏，老早的女人，霞气标致好看，玻璃丝袜，“蜜斯法特”牌嘴唇膏，旗袍衩开到此地——他指胯骨的部位给王宝看。赤佬，侬现在要是看到，弹眼落睛，骨头酥脱……此人端着茶壶，在店堂里走给王宝看，真是丑态百出，当时王宝就觉得，上海这地方太复杂，想揭发这事。以后，这小业主自取灭亡了，弄堂里人人都知道小业主的问题，包括她老婆曾在“大世界”做过“玻璃杯”，那是一种“一塌糊涂”的工作，她胸脯高挺，即使运动来了也依然如此，邻居都清楚，肯定是假造的，都清楚她是做了几次隆胸手术，打入了空气。她家孩子一同别人吵架，对方就骂：“你妈打空气针！不要面孔！不要面孔！”
我们一直在播种和收获，大春的状态也如此，他担负了对我们的教育和监督任务，并且阻止我们同女孩子们一起劳动，一般到了收菜季节，男劳力就都被大春委派去抢收圆白菜、大白菜、土豆和洋葱的任务，收获这些农作物，人为损耗不大，他知道没人会去啃圆白菜、大白菜；土豆是每天主菜，生土豆不如食堂的煮土豆好吃，包括大部分南方青年根本就不习惯生洋葱的辛辣味，集体的损失相应会减少很多。大春走到白菜地前，做了收菜动员报告，看了看大家说：现在就下地吧，谁要是有牛下水、羊下水，可劲儿去啃好了，我不会管的。
我们按照大春的吩咐，三三两两在地里收白菜，大春已经走开了，他带着一群女生们走进不远的沙果园子和水萝卜地，天气晴好，他的身影同那些顺从的、列队前行的女生们在阳光里融合起来，让我们感觉大春跨进了一幅图画，只要切入这个场景，他的头顶就冒出红鸡冠的亮光，非常诱人，然后，逐渐被那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所淹没，他和她们一起步入了果树丛和美丽的水萝卜地，像完成了男人的某种梦想。王宝说，看看，大春就是累极了，也是高兴的累，累死了也不后悔的。王宝说完呆呆朝那个方向痴望，几乎忘记了手头的工作。我们也放下了手里的大白菜，像观赏一部纪录电影，紧盯着远方闪烁不定的美景。田地里阳光耀眼，空气中混合着新鲜蔬菜和水果的芬芳，混合着女人们一丝一缕的笑声，我们感觉大春是一头牡兽，他常把这批弱质、无抗衡能力的雄性驱赶到白菜田来，如果他是一匹大角鹿或非洲鬣狗，可能会把后腿抬起来，滴一点儿尿液在草丛里，释放强悍的讯息，划分出一种地盘，让对手们敬而远之，我们联想王宝话中的意思，知道人不可能把自己和动物分成两个群落，在生产劳动中，貌似平静求偶，外表遮挡了内心的凶猛、急迫和自然赋予的排他性，造出比如“心情”这类词用以平衡，在特定时刻，物种之间并没割断内在的纽带，虽然大春是领导，仍然披有远古的鬃毛，是无法改良和进化的，他被委派来到此地充当首领，早也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搏斗，如今他可以自由使用权力，划分疆域领地范围，不必再肉搏和苦干，只用特殊气味和指令就可以成事。一段时期，我们的王宝极崇拜大春的职位，甚至表示不久以后，他就会进入大春领导层，当一个干部，对王宝当领导的理想，我们都表示理解，但想一想他极差的工作表现，也明白这是做梦，他再想也无法进入这个层面，当不成什么干部。有人劝他想开一点。表面上他爽直地收回了这个狂想，但直到如今他仍然耿耿于怀，经常质问我们说：啊？对大春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你们就这么无动于衷？就这样一直看他胡作非为？！王宝双脚踩在一棵大白菜上，高声说：有谁代替他当领导吗？我可以让，当还是不当呀？世上有两种人，一是领导，二是被领导，谁来？看他神态，像是一个直属大农场的场长，或副书记。每当王宝胡搅蛮缠的时刻，远方大春的背影，也就更立体了——我们都明白，果园的女孩子们已经星星点点分散开了，我们看不清大春是在干活，还是在聊天，究竟同美芳和根娣这两个女孩在一起，还是独自站着，一切也更模糊起来。所以王宝来回重复这番话，即使大喊大叫，也更幼稚可笑，果园那边无法听见他的内容。也许美芳和根娣她们，本就没在大春身边劳动，她们既不是班长、排长，也不是大春的老婆，她们跟王宝没关系。王宝他这样多虑，毫无必要。
现在已到了收获洋葱的季节，我们一共种了两公顷多的洋葱，需要很多人手来仔细收获，我们没有专收洋葱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的力量。收洋葱和收土豆的程序差不多，如果我们是在青椒田或在洋柿子（西红柿）田里劳动的话，情况就糟糕了，等大春走开，很多人就挑选大个的青椒和洋柿子来吃，要是天气炎热，或没有人往地里送水解渴，这种损耗将更是可观。虽然大春是复员干部，常常也带不好队伍，他跑到田地的东头位置，立刻又觉得拉开了与西边的空间，知道我们在大量破坏秋收成果，他很清楚哪些人是害群之马（比如王宝），警告我们一定要好好劳动，要爱护集体财产，干部讲话也就是“我们要”怎样“要”。可我们知道他不喜欢下乡的青年，他曾到上海跑过一次“外调”，就是查某人档案材料，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他是真心不喜欢城里，不喜欢上海。他说：“上海呀上海，上海的毛病可不少，马路上跑小火车（有轨电车），家家有马桶，上海人一分钱买三根小葱。”以后知道，当时他在福州路某小旅社只住了一天就走了，也许看到这几样特别东西，不习惯才走掉的，他认为上海就这些印象。有人解释，上海人不吃葱，大捆大捆买回去没用，葱是去鱼腥的，上海的葱没有别的用场。他说：人不吃葱，还算人吗？上海的毛病可不少呀。他这么说着，掏出一些虱子扔到解释者（王宝或谁）的被子里。我们如果请他抽烟吃糖，告诉他说，是从上海带来的。他就会问：“是上海吗？‘大前门’不是建在北京吗？一定是北京货吧。”他这么回答，我们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大春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我们毫无办法。如果我们问他，连队总共有多少上海来的上海青年，他不会说我们来自别处（如来自北京或者齐齐哈尔市），引起大家不必要的骚乱。无奈之时，他也就没来由地说：“看你们，站起来五尺多高，坐下来一大堆，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人（吓人）’哪。”说了这个意见，他就离开了。我们已经了解他的脾气，感到无所谓，我们两眼望天，让他这么离开。等他走后，王宝就说：放的屁真臭，挨操打呼噜，这是装死，我告诉你们，他肯定是个反对上海无产阶级的坏分子，他会倒霉的，马上就会暴露反革命本性了。王宝这样一直仇恨大春。我们叹了一口气，不想随着他再多说什么。我们不愿意掺和他们之间的事。王宝说，以为他是跳芭蕾的男一号“大春”？休想，他不是，他会倒霉的，会成为反革命的坏分子的。我们根本不信王宝这个结论。大春能出什么事呢，就凭王宝几句话，就能轻易打倒一个干部？神经病吧。我们都不说话。王宝很注意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没反应，他站到一旁也不说话，然后就直接去睡觉。他是个特别的家伙，大部分的吵嘴过程就这样平静收场。如果王宝突然不高兴，他就跳出队伍，或者跳出被窝，立刻跟大春吵，根本不给当领导的一点面子。他们两人有意思，一开吵双方就各骂各的，王宝骂一串上海话，骂一通然后高呼口号——“破四旧立四新！”“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闹了一阵之后，呼天抢地哭了起来，他这样投入真不太合适，也比较滑稽、娘娘腔，也可怜。他额头上滚落很大的汗珠，不一会儿就口吐白沫，四肢抽风。站在一旁的大春已气得浑身哆嗦，大骂他疯狗。但没有办法，大家已经乱了，有人往王宝口里塞白菜叶子，掐人中穴位，抬着王宝找卫生员看病。这争吵的起始，大家极难预料，都有点兴奋，有些喜欢出这种事，如果正是在地里收菜，这样的混乱起码也可以少干点活儿。
到了以后的一天，正当王宝要发作的时候，大春和另一个干部拿出绑猪的绳索，将王宝捆了个苏秦背剑，扔在田地旁边的草丛里。他们动作熟练，像蜘蛛抓苍蝇一样飞快，让我们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我们感觉，大春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他把王宝轰的一声扔进草丛里，拍了拍巴掌，像做完了一件大事。我们乱了一阵，无法救助王宝。在吵闹中，我们只听见王宝强作镇静在草丛里说，这有什么？不要紧，我没关系的，没什么，我想睡觉了。他真的就这样不再动弹，像是已经睡了。我们只能向他告别，跟随大春一起回去吃饭。等下午我们悄悄赶到了地里，才把王宝解开。当时已经不认识草丛里的王宝了，他的脸在三个小时里被蚊子和牛虻叮得像个猪头，眼睛肿成了两道细缝，仿佛是个面目丑陋的陌生人。这个场面，等于说他虽然一直喊着打倒大春，但他自己已经先于大春，成了个坏分子，像一个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顺着翻松的垄趟排成一行，把泥里的洋葱归成小堆。洋葱都长得圆滚可爱，除有大量酒红色外皮的，还夹杂着白中带青色的品种，看起来都很新鲜。马车送午饭来的时候，有些人把洋葱剥开当饭前点心吃。大春在地里走来走去地看着，每发现一个，他就教育一个，让对方把手里的洋葱扔掉，吃了一半的也要扔掉。我们纷纷在开阔的田野里散开，躲避他和他的声音。他跑到地块的东边，很多人就移到西边去工作。在收割早玉米的季节里，他每天在田地前提醒大家爱工作，爱劳动，等人们一散开，他的讲话也像是蒸发了一样，大家三三两两躲在早玉米地里，视野变得窄小，周围被庄稼遮挡，看不到什么人，人人可以单独地活动，谁也管不了谁。大春在庄稼的海洋里穿来穿去，在沙沙的风声之中，有时能听到他在附近高喊，却看不到，像是隔了一个草垛或是一堵山墙，他就在附近，要找到并不容易，好像是躲猫猫，真让人感到高兴。在这个阶段，在浓密的庄稼之中，有些人一边收割，一边啃嚼甜玉米秆（也有男女打情骂俏，啃作了一处），大春是明白的，却难以发现。庄稼长得过于繁密了，谁也不清楚在青纱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们收了几公顷早玉米的同时，是否也播下各人隐秘的种子。大春的帆布绑腿早就被露水浸湿了，他的镰刀牢牢插在腰后的军用皮带上，挺直的腰板透出一股英气。他从飒飒作响的玉米棵子里蹦出来，给人一种过电影的感觉，仿佛他是三五九旅的南泥湾战士，或者是一位老练的平原游击队员，在一刹那你会有所触动。但想到他只是个监督管束你劳动的干部时，心里就有些沮丧。他拔下了镰刀，用刀尖指着土垄里嚼剩的甜秆渣子说：害人虫，大肚皮蝈蝈，屎壳郎，快干活吧，耽误多少工夫啦。
我们一直在体验农场的枯燥生活，美芳和根娣也是如此，别的女孩忙着恋爱，她们没太多的兴趣，她们的体态已发育得十分动人，却没有急迫的求偶需要。在收工以后，有时她们去大春家串一次门，相信这个过程，是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的。她俩明显是喜欢上了大春的小孩，仅此而已。她们常去抱抱那个小孩子，学做小母亲的样子，哄孩子玩，手工编织小毛衣，去逛一逛农场唯一的那家小卖部。孩子一直有病，才一岁多点，美芳就教他说上海话——“宝宝讲讲看……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美芳说着说着，孩子就睡着了。她重复着“三轮车”这个名词，似乎有点儿凄凉，也使我们觉得耳熟。三轮车，三轮车……缓慢地，耐心地，一遍一遍。我们在心里呵呵地叹了口气，想起“三轮车”是上海弄堂里“八哥”和“鹩哥”学的鸟话，是养鸟者和鸟相互挑逗的话，就等于上海人看见猴子惯常会说：“阿三，老鹰来了！”我们想不通的是，美芳怎会移用它来教育孩子。她的可爱之中，显然是有点儿愚蠢的。她的神态，眉宇之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使我们无法安于现状，不免思念了一点上海的往事。那座城市里有连绵阴雨的马路和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里唱着的沪剧女角的段子，遥远的气息和感觉逐渐朝我们袭来，似乎她在召唤绵绵无尽的乡愁。所幸美芳的样子还算得上富足自得，她的身段是丰满的；她的双眸、肩膀和胸脯充满活力，似乎这些表面条件都消除了怨女的气质，也使我们常常分心去关注她这些外在特点。当她穿着窄小的夏季工作服——她的旧单布衬衣去上工的时分，王宝便按捺不住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在女孩面前，王宝十分地腼腆多虑，不敢轻易搭讪，只是把眼光静静地射过去，射过去——美芳几乎是不懂的，直到介绍人跟美芳说合，她才醒悟王宝的好意，就也立刻婉拒了，她表示自己还不太懂异性间接触的事，自己是正派姑娘，连男人的手也没有碰过，怎么可以在晚上突然跟一个男青年去约会……大家都明白美芳的回话是不真诚的，早在春季割戟柳的月份，有人窥见美芳拉着大春的手，察看他手心的木刺。那一天美芳分明是很嗲的，两人当时听到附近有声音，立刻就不再动弹（柳树很密），过了好久，他们镇静地走出柳树林子，各自走开……但现在美芳却拒绝了王宝，我们认为她只是一种表面上对男人的经验流露，不知王宝心里是否清楚。我们经常这样看看王宝，却不知道他的心情和想法，他仿佛一直默默忍受着感情打击，坚持他的单恋，每次见到了美芳，他仍然静静地把眼光射过去，射过去……相当温柔。而他看待根娣的眼神，明显有一种恐惧。可能他疑惑瘦瘦的根娣从中作梗，进一步坏了自己的好事？根娣的父母是基督徒，根娣也是个安静的姑娘，平时话不多，和气而耐心，非常理解别人，刚到农场时，因为她睡前偷偷画十字的事，被美芳打过小报告，为此，根娣写了几次检查，扫了三个月的女厕所。但她根本不惧怕，也没掉一滴眼泪，明知是美芳告的密，仍对她很好，使得美芳无地自容，最终成为好友。对这样的女孩，王宝恐惧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王宝是害怕自己什么想法被根娣知道，不是恨她，是担心被她发现，王宝看到她不会是恐惧，只是一种深深的敬畏也未可知。我们不清楚根娣真能洞察一切，同样也不知道王宝的内心是什么，每个人也许都那么难以理解。
我们就这样在田间平静地劳动，也经常躺在田间平静地休息。想一想每小时，每天的进程，已在田垄上工作了多少公尺（它们每一条都有两千公尺）。每当太阳缓慢下山，我们会听到鹌鹑拍打翅膀的声音，它们集聚于麦田深处，仿佛发出一阵地心深处的神秘振动。我们扔下镰刀，放平身体。土地的温暖透过每个人的脊背，逐渐传递到了四肢，有些麻木，也微微感到刺痛，似乎身体就此沉沉睡去，不会再醒来。田野逐渐变暗，麦草的苦味徘徊着，空中淡金色光焰也逐渐柔和了，像是一面镜子，流动着叮叮当当的音乐离我们远去，那是驶向西方的一辆马车，最后它消失了。此时，平静的视野中飞扬着时光的灰烬，它们在缓慢地冷淡、消退，缓慢幻灭，它们隐隐离去，逐渐在空中撕破一个裂口，以容纳我们游荡无定的灵魂。麦子整齐排列着，在落日的余晖中摆动，晚风把牛蒡、大蒲公英和麦粒成熟的信息掺和在一起。我们看到远方的雷雨云逐渐浮向此地，记住的却是垄中密密的杂草。在无数个日夜，这些田垄仍留在回忆里无法摆脱。大家磨了镰刀，铲掉锄板上的厚泥，双腿插入繁密的黄色或绿色植物里去。庄稼在啪啪地拔节，空中是它们秀穗时的气味。有关田垄的印象，将是这样永久的一种纪念了，它们的深黑颜色，葱绿，或是蜜黄的成熟色彩，使每个人铭记终生。
我们都清楚，美芳就这样成了别人梦中的偶像。我们劝王宝注意这个现实，不必折磨自己。王宝自己是清楚的，他承认这样耗着没什么意思，对身体有损害。有一次他念出了小业主曾经教他的诗，如：虎丘山出名不是高/头班快船不是摇/浪子燕青慢开拳/要男人的女子倒不骚……他请大家从中也吸取教训，这诗是经过一代一代情种积累流传的，很了不起。我们告诉他不必劝慰别人，别人没什么教训吸取，他自己应想清楚，有什么教训要记取吗？他就不说话，低着头走来走去。他一直以这些诗来考虑问题——他承认这样的恋爱难度太高，是白费精神，但是有一种刹不住车的强烈感觉，突然觉得自己没了办法，像走进了一条死弄堂，内心十分痛苦，到了实在无法抑制的阶段，他脸色发灰，闭着眼睛，像是遇到寒流袭击，搂抱棉被在炕上翻滚，喃喃说着些什么仿佛饱受煎熬，不久便会昏厥。而其实当他这样痛苦之时，他心里已缓和很多，已转入了沉睡的状态中，半小时后可以静静醒来，这时大家也静了，知道他已恢复了体力。他歉意地对我们笑着说，自己太过分了，自己是个脸皮很厚的人，以后肯定会被公安局抓走的。有时候这么诉说，就开始演节目，顺手拿了两个搪瓷茶缸的盖子，用细麻绳绑在胸口，罩了大花床单，挺胸束腰。此时此刻的王宝，显得很满足，极是兴奋，站立在炕上左转右转，摇晃身体，在昏黄的灯光下做一种兰花指给我们看，炫耀一种表演的才能。他的脸是男人的面貌，身段是美女的妖娆，极为特别。我们都感觉他在模仿一个女人的模样，或者一个女鬼附体，他是装神弄鬼，大搞迷信活动。表面上，我们根本不搭理他，同时也不免紧盯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我们的目光当然也集中于胸前那两个搪瓷乳房——那实际只是两个坚硬的茶缸盖子，虽然是搪瓷的，特别引人注目。大家都讶异他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下流之极，但确实也聪明过人。他始终闭紧双眼，不男不女地站着扭动，极其无耻。王宝说，如果世上没了女人，便都没了意义，这是古代伟人的语录，是真理；而有一次却说，是那位上海小业主的语录。我们就此认定王宝是花痴，我们也都明白，他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就好了，脸色会恢复常态，逐渐平静下来，只是他不知道，他这种经常演出的小节目已声名在外，通过某种渠道，早就传到了美芳的宿舍，清楚了王宝的为人，美芳当然不会有什么表示，绝不理会流言蜚语对她的侵害，保持沉默是女人们惯常的做法，美芳仍然平静地生活，她和根娣在一起过得很好。
我们有时在田垄边散步，看一看农场的风景和人们的平凡生活。我们吹口琴，吹一会儿笛子。太阳即将落山了，小羊羔叫着找妈妈，排着队伍的麻鸭也摇晃着往家里走。空气多么醉人，我们的心情也舒展起来。在这疏朗宁静的时刻，我们会遇到美芳和根娣，她们远远地、神态自若地朝我们走来，她们眼帘低垂，面带神秘的微笑。这种笑容在根娣的脸上，更是一种圣洁，似乎她是一位进入教堂的年轻嬷嬷。在我们交臂而过之时，双方突然不说什么话了。这种男女间心照不宣的、矜持的状态，也许是历史多年来固守的规范与准则。在每天傍晚的迷人景色之中，我们曾多次遇到美芳和根娣，但也只能让她们像小风一样擦身而过。美芳哄着怀里的那个大春的孩子，尽量使自身姿势像一个小母亲，孩子靠在她丰隆的胸脯前玩耍，也因口水弄湿了她的衣裳。她毫不介意，有时仿佛会刺激她的感官系统，使她笑出了声，仿佛这个情景是她盼望的，非常有魅力。根娣则在美芳身旁低头沉默，一刻不停地织毛衣，她正为孩子织一件大红色绒线外套，走路时也织，从不耽误。细心织一种上海正流行的“阿尔巴尼亚针法”。有时她会为这类事情和几个喜欢织毛衣的女青年讨论。她时常对孩子说，宝宝乖乖，阿姨织好看衣裳，蛮好看的，好看的……她们就这样，慢慢在我们眼前走过去了，离开了我们。在农闲时，她俩经常离开女青年宿舍，坐在大春家门口晒太阳。我们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她们，以及她们怀中的小孩，这是很合适的一幅“抚幼织衣”图卷。她们在细心照料这个大春的小孩，关心爱护他。孩子体弱多病，并不吵闹，比一般的小孩整洁安静许多。我们相信，当这个孩子学会走路之时，应该不会像当地孩子那样老是跟着运菜的马车，争夺地上那几根新鲜的韭菜去吃。美芳和根娣，就这样和大春的孩子宁静地生活着。秋天已经来临了，当我们远远地、不经意地看到了她们的劳动和生活的状态，我们发现，根娣手里那件没完工的红毛衣是最醒目的，根娣的手工和针脚不可说不精细，她也是一个粗心的女孩，她织了很多，也拆了一个袖子，她不厌其烦地织，静静地织，那件毛衣在她怀中有时变得稍宽些，有时又缩小了许多，但它永是一块鲜红鲜红的颜色，即使我们离它很远，也看得清楚，知道这是一件红毛衣，她在慢工出细活。王宝曾经忍不住对她说，根娣在磨洋工吧？要织到什么时候才算好呢？我们也这么逗她，她的脸就潮红起来（也许她暗暗画了十字）。就这样，我们远远离开了她俩，一直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农场的房屋便只有火柴盒那么小了。举目四望，浅棕色的田野随风起伏，如大海一般没有边际，鹰在高空盘旋。美芳和根娣都像空气一般消失了，包括代表着毛衣的小红点，都已蒸发在远方的空气里，逐渐不见了。我们在心里哼着歌子，机械地往前方的田野走去，包括我们最后一次照料洋葱田。如果天气晴朗，远方那些集中在一起的房舍，或许会有星星般的闪光，那也许是有人正在开窗、在擦拭镜子，也可能那是根娣的毛衣针在忽闪着亮光，她手中新颖的环形针是托人刚从上海带来的新产品，亮光闪闪。我们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根娣又织毛衣了，她什么时候才算个完呢。
过了一个月，记得是起风那天夜晚，大春的小孩染上急病，天亮就死了。当时根娣还没织完孩子的红毛衣外套，几乎不相信消息是真的，美芳也受不了这个噩耗，她们第一次接触“死”这个字，惊慌失措，愁眉苦脸，像得了重感冒，浑身没有力气，两人围着小孩，仔细哄着他，过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小脸，给他洗头，抹“百雀灵”，抱了孩子一会儿。她们对这个结局非常无奈，只能给他穿上那件红毛衣，一个袖子还没上袖口，总算勉强穿上，另一袖子短了四寸，就不那么妥帖。根娣发现匆忙缝起的毛衣“方翻领”并没弄妥，要做的毛线纽扣还没有做，孩子却已经离开了她们，倍感心酸，一切都像是晚了，即使根娣再如何心灵手巧，也没时间弄好这件毛衣了，这结果好让她们伤心。第二天，大春和他的婆娘走到小卖店，要了一个装糖水菠萝罐头的木箱。他们和美芳、根娣一起，用这口木箱子把小孩装殓了，根娣把织剩下的一团红毛线也放在木箱里。夫妇两人抱着箱子走出门，按照本地习俗，不能把箱子埋葬在坟地里，没带上铁锹和䦆头，只是默默走着，走了很远，经过种有洋葱的五号地，经过那块最高的慢坡，一直走到洋葱田的尽头，才停下了脚步。那儿是一片荒草，他们歇了一阵，就把箱子随便停放在草地里，夫妇俩看了那箱子一眼。在风中，草地嗖嗖地发出不安的响声，听着这种声音，他们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便回来了。本地规矩如此，箱子露天放在草丛中，以这样的方式处置死去的小孩，女人更容易受孕。那个时期，地里的洋葱叶还有些绿意，天气已经变凉，印着“糖水菠萝”字迹的箱子就一直露天放在那片草地里。某一天，当我们下田劳动时，美芳和根娣经过我们眼前，穿过我们所在的整个地块，赶到慢坡下那片草地看了看，然后返回。那是一片长满萱草的地方，如果是初夏，她们会采回一大捧萱草花（金针菜）作为纪念，而在这个秋凉的时节，除了草中纷纷洒落的干燥草籽，就是那口小木板箱子。她们只绕着它空转一圈，根娣把一个柳条做的小十字架放在箱盖子上，以寄托心中的哀思，她们就离开了。以后，一个割蒿条的老汉对我们说，他没看到箱子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有早霜了，木箱子挂满了霜花，像一块整齐的白石头，一个路边撞倒的水泥碑座——根娣的柳条纪念品，早就被好奇的乌鸦叼走了？还是被大风吹落？谁都明白，这片紧临坟墓的草地很少有人去逛，谁也不会提起它，想把它忘了。在劳动中，我们每一回接近这片草地，不会走进去看看，它离农场也实在太远，中间隔了几个大地块，包括我们播了洋葱的那个大慢坡，如果我们不去那地块劳动，不走下慢坡，是无法看见草地和木板小箱子的。我们不想看到它，不可能想到这个箱子。只有王宝说，天气变了，草地那儿的风，一定刮得很猛了。确实如此，天气已经转凉，植物已逐渐走过它们的轮回，看它们倒在田垄上的姿态，使我们想到春天的景象。或者想到了明年的夏天，田垄里的庄稼和那片遥远的荒草，还会重新变绿吗？
她不厌其烦地织，静静地织，
那件毛衣在她怀中有时变得稍宽些，
有时又缩小了许多，
但它永是一块鲜红鲜红的颜色，
即使我们离它很远，
也看得清楚，知道这是一件红毛衣。
上午九时，阳光融化了田垄间的寒霜，地头已经堆满了刚收下的洋葱，有人正把它们装入麻袋，倒入围有苇席的马车上。拉车的四匹骡马打着响鼻，我们的双手、衣裤和头发都充满了洋葱的气味。这一天王宝有些反常，他已收了整整六麻袋的洋葱，干劲十足，眼明手快，不断把洋葱装进柳条篮子和麻袋，一分钟也不休息。大春注意到王宝的表现，口头表扬了他。为此王宝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假笑着解释说，是因为连队的进度太慢，大春是在着急的情形下才表扬了他。王宝看看我们说，时间要紧，马上就要封冻了，洋葱收不完就会冻坏，你们不懂吗？我们呆看着他。王宝说，我就想干活，快一些干到地头，可以早一些收工。看吧，过一会儿，大春就要带那帮女孩子过来帮忙了。估计她们中午就会来。我们看看王宝，他说了这个消息不久，大春果然看了看表，匆匆离去。王宝说，这个建议是他先提出的，因为天气不对，马上要封冻了，你们该高兴对吧，已好久不和女生一起劳动了，男女混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有多好。这是真的吗？我们问王宝，他说肯定是真的，其实昨天他就知道了连队这个计划。他一边说，一边把土垄里的洋葱飞快捡到柳条篮子里，同时抹去洋葱的泥巴，放入篮子，另一只手已急迫地在土里搜寻，熟练而利落。是知道了大批女生要来的消息，王宝才有了这样的活力吗？我们这样想。王宝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习性和趣味有变，其实一点也没有变，他这样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在地里劳动，怎就不摔一跤呢。我们对王宝说，假如没了女人，一切就毫无意义，收再多的洋葱也没有意义。此刻王宝像是没有听觉，没有感觉，只是弯腰奋力地抓取一个个洋葱，顺着田垄一步步前行，急于离开我们，勇往直前的样式，看他这样劳作，知道他并不是想得到什么表扬，也不想以自己的劳动态度影响带动整个连队。他并不是大春。我们无言以对，各自俯身在挖开的垄趟中，捡拾大大小小的葱头，土垄中弥漫着洋葱的刺鼻气味，使我们时常感到劳累，时常想找个地方躺下歇息，根本就不愿意这样一直往前，赶着收那些收不完的洋葱，赶去慢坡下那个终点方位，我们想知道什么？这是个容易困扰的问题，天色逐渐明亮，逐渐昏暗，我们每天就这样缓慢地出现并消失。庄稼都已经成熟，当我们收完了洋葱之后，整个大地只留下摇曳的枯草和仍然整齐的田垄，直到明年春耕，这里再不会有人来了。我们弯腰捧起洋葱，一次次装进篮子和麻袋，让马车一次次将它们运走，仿佛永无尽头，也算是向土地一次次地作别，每年必须经历这样大规模的喧哗和搬运，但是土地仍然如此，并没有缺少什么，一年年人来人往，田地依旧不多不少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想到它无尽的静态和沉默，眼前便飘来了大块的乌云，似乎大地即将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了，当它显露出那种愤慨情绪时，有谁会为此深深地恐惧吗？为此，我们只感到一种迷惘。
我们顺着田垄劳动，逐渐走上了那个慢坡，有两辆马车一直跟随我们，等待装满洋葱，便掉头朝菜窖方向疾驶而去。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不断地朝大路那边遥望，回头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只有王宝在埋头苦干，一直往前收获不止，他一直是低着头说，别担心，女孩子们应该会到了。他并没有看表，低着头说，女孩子们和大春，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了。很显然，我们的工作进度已经放慢，我们像是在等待那些女孩子到来，也已经接近慢坡的顶端了，秋风强劲地掀动我们的衣襟，吹乱我们的头发，马车上围紧的苇席也刷刷地响着。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一股旋转的寒风将地里的枯枝败叶卷上了天，尘土飞扬，马匹也嘶鸣起来。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回头遥望，忽然都情不自禁欢呼起来——我们和王宝等待已久的那支队伍，已经出现在远远的地头，她们由大春带队，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移动。我们站在高处，像攻克堡垒的士兵那样向她们挥手示意，山呼万岁。我们似乎得到了谁的承认，才这么大叫大喊，蹦蹦跳跳，在混乱之中，我们都以为王宝的喊声是最兴奋和强烈的，而实际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丝毫的感觉。他背对着我们，面朝慢坡草地的方向忽然站立起来，他没有回头，像什么都没听到，他的眼睛凛然地直视前方，脸上带着少见的棱角，一言不发，汗水顺着发际静静流淌下来，似乎是遇到什么劳作的极点，即将崩溃一般，他一定听见了大家的呼喊了，已经知道大春和那些女孩即将与我们会合，但他并没有高兴，也没有转过身体，像是极其紧张。我们走近他说：王宝，怎么啦？我们还打算再说一些什么，但就是在一瞬间，在一时之间，什么都凝滞了。我们一眼看到在慢坡下方不远的那片草地里，有个穿着鲜红色毛衣的小孩，稳稳地站立着，像是倚靠背后那个罐头小木板箱子站着，两脚竖在地里不至于倒下的样子，孩子的躯干是僵直的，有一种玩偶、稻草人的木然和死板，两手抱胸，看不见毛衣的袖口有什么缺点，看不见织剩的那一团大红毛线有什么牵连，毛衣仍然鲜红鲜红，一点没有褪色。小孩一动不动，但他的头发随风在动，草也在动，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孩子早已经死了，我们仅仅是一群过路人，我们会以为草地呆站的这个红衣小孩是活的，是在呆呆地等待着什么，看着什么，希望什么人的到来，他就这样，已经站了有多久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此刻，我们立刻想到了大春、美芳和根娣，明显感到极其的寒冷，感到神志错乱，我们看着不远处这个模型状态的小孩，浑身那一块鲜亮鲜红的色泽，我们的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