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在前面的讲述中，一次又一次提到荒原。我也一直在写一部名叫《荒原纪事》的小说。在这里，荒原不是诗人笔下的象征，也不是小说家为了提炼主题而设计的闲笔，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在我的梦里，在我生命过往的现实中，甚至在我现在的精神世界里，一直都存在着一片荒原。你们也许会忽略荒原的存在，但夏天不会。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她敏锐地从我的讲述中，捕捉到了荒原的存在。并认为，荒原作为我的精神象征的意义所在。
她想去我描述中的荒原去看看。当然，是指我和李中标逃命时遇到的那一片荒原。但我已无法说出那荒原准确的位置。夏天说没关系，她已在我的描述中定位出了我当时逃跑时大致的方向和荒原所在的位置，然后开车和我一起寻找那无边的荒原。我们出了南头关，一路往西乡的海边上走，但眼前的景象早没有了我记忆中的模样。我对夏天说，当时我们站在海边对着大海撒尿的时候，海湾对面是深圳南山。这是一个可以定位的标志。我们开车在宝安转了足足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一丝我记忆中的影子。根据我的描述，当年我们奔跑过的荒原，现在应该成为了宝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那里是现在深圳宝安区楼价最高的区域。而过去的海早已被填平，陆地向海中间延伸，再延伸。上面矗立起了一片林立的高楼。
再没有荒原。没有野艾。没有工业区。也没有海。
沧海桑田，只是短短二十年。
失落地回到夏天的住处。我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回过去的影子。找回过去的唯一途径是收脚印。可惜，夏天不是收脚印的人，她无法和我一起去收脚印。她只能通过我的描述来感受我经历过的一切。
这位男士，您刚才说什么？您对我和夏天的事不感兴趣？您想知道我昨天晚上是否有去收脚印？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脚印？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好吧，我就先放下夏天和我的故事，来回答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昨晚是否有去收脚印，我的回答是有，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昨天白天，我对你们讲了几个小时，口干舌燥。你们走后，我被押回监仓。我很累，我想，今天晚上不收脚印了。我要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给你们讲故事。你们明明知道我不是疯子，可是你们却受命要证明我是疯子。证明我是疯子其实也用不着这样煞有介事，可是你们偏偏又要摆出一副一切结论出于科学论证的姿态。你们不想被人垢病。你们知道，我这案子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度。你们想把一切坐实，想把案子办成铁案。你们不想让我死，想让我在精神病院里面度过余生。或者说不想让我死于死刑，而是在精神病院里死于“躲猫猫”这类的意外。我不想被精神病，我也不想死于意外。我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我知道，当我成为收脚印的人时，我的死期就不远，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我是被执行死行，还是死于其它原因。
这位先生，您没有兴趣听我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冷嘲热讽？
好吧，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我的灵魂是什么时候走出监狱开始收脚印的，我不太清楚。本来，我是想去继续将我和李中标找工作时的脚印收回来的，可是我发现，收脚印这事，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我收了这么久的脚印，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去到什么地方，收哪一年的脚印。似乎一开始，我只是处于一种蒙昧状态，等到我有了清醒地意识，意识到我在收脚印时，我所回到的过去，已然不容我选择。就像昨天晚上，当我从蒙昧中灵醒过来时，我发现，我身处烂尾楼。其时应该是在傍晚，落日的余晖将那一栋烂尾楼镀上了金色的边，从那些还没有安上窗子的破洞里射进来的光，将砖墙分割成冷暖对比强烈的色块。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扔在地上的垃圾，铺在地上的凉席，还有那横七竖八躺在凉席上的男男女女，眼前的一切，将是一幅出色的油画。若有摄影师捕捉到这一瞬间，也将是美丽的摄影作品。但这美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太阳在对面的楼顶颤抖了一下，就跌落在高楼背后，烂尾楼里顿时黑暗下来，变成统一的冷色。有赤着身子的男子在啃方便面，有人睡着了，有人在说话，在讲述这一天找工的见闻。四川口音，湖南口音，河南口音……。
这段烂尾楼的生活，是我刻骨的记忆。只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栋烂尾楼要高许多，似乎有五六层，而且占地面积也要大许多。多年以后，当我回来收脚印时，才发现人类的记忆是多么不靠谱。这是一栋四层的厂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建了毛坯就烂尾了。烂尾楼离工业区也没有我记忆中的那样远，站在楼里往外看，不到两百米处有一座小山，山顶是这小镇最豪华的酒店。据说，这里有着顶级的消费，里面美女如云。我曾经打过工的德保织造厂的老板就是这里的常客。而且我听说过，德保织造厂的经理何小姐之前就是在这里当服务员的，后来，她成为了老板的新任情妇，但她是个有理想的人，并不想成为被包养的金丝雀，她要有自己的事业。她的工作能力让她成为了工厂的总经理，帮老板管理着近五百人的厂。而她的兄弟姐妹们占据了厂里所有重要的管理岗位。连工人们都知道，现在不是她离不开老板，是老板离不开她了。只要她离开德保厂，工厂马上就会停工，而只要她想单干，从接单到生产，她马上能独立运作。这是我见过的，听过的，最励志的二奶版本。她完全控制了老板的公司。王十月曾经在一篇名为《关外》的小说中写到过。说到这里，我再一次对我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出现在他的笔下。我究竟是谁？我，这个叫王端午的人，这个杀人犯，这个收脚印的疯子，这个在对你们胡言乱语的人，究竟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还是出于王十月的虚构。还有你们，你们在这里装模作样听我这冗长无趣的讲述，你们做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样子，怎么看着都是那样虚伪。
好。好。好，我打住。扯远了。当我站在烂尾楼里，打量着前面不远处的高档酒店时，我想到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坐在烂尾楼的第三层，望着对面的会所发呆。一条隐没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齐腰深的野草之间的小路，将烂尾楼与工业区的水泥路联接在一起。而我的脚印，深深浅浅，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层层叠叠。我将眼前的一切，和我记忆中的一切，慢慢地拼贴在了一起。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坐在楼里，望着外面的世界发呆的少年。那时少年的我，瘦而黑，两眼却格外亮，牙齿也格外白。我是凭感觉，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然后，我站在一边，静静打量着他。
王端午，吃点面吧。有人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
我不吃，李中标，你吃。
那人居然是李中标。我也没有认出来。和之前我收脚印时见到的李中标，已经是判若两人。和我一样的黑，瘦，头发乱七八糟。我想，如果我是企业老板，或者说人事主管，见到这样的工人，也会拒之门外的。我想起来了，我回到的依然是1994年，是上次和李中标进关出关一个月后。这一个月来，我们一直在找工作。我们从宝安的西乡，福永，新桥，一直找到这个镇。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找到诸如烂尾楼或者是在建的工地之类的免费地方。在福永时，我们没找到烂尾楼，在山边的墓地住过。我们白天出去找工作，一个工业区挨一个工业区地找，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问。我记得，当时的工业区不像现在这样密集，一个工业区和另一个工业区之间，往往要走过漫长的田埂，荒原，香蕉林，桑基鱼塘。提醒你们一下，我又提到了荒原。我要是讲给夏天听，是不用提醒的。可惜，现在夏天不能听我讲这一切了。我进来后，只见过她三次，我知道，她为我请了律师，是她能请到的最好的律师。她利用她和媒体的关系，将我的凶杀案变成了社会热点事件。她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为什么杀人。她不想我死。她要告诉世人，我成功完成了救赎，我在复活。她要像聂赫留朵夫营救玛斯洛娃一样营救我。可是夏天忘记了，我是一个收脚印的人，我离死不远了，命中注定，无法挽回。只是我现在也不明白，我的收脚印，是我死亡的因，还是果。如果没有牛头小鬼告诉我，说我要死了，可以收脚印，并开始收脚印了，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决定，勇敢地将二十多年前的罪恶公之于众。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就不会去找黄德基，不会找李中标，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一切，更不会成为杀人犯。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么？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命运？
果真像我前面说过的，人的命运是无数偶然的结果？
但这无数偶然，原来通向的，是否只有一个必然。我们选择了这一偶然，这偶然就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必然。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了没有。不管明白没明白，我继续讲故事。
当时和李中标找工作，一天下来，能走三到五个工业区，算是很幸运的。我还记得，在一处很偏僻的工业区，李中标找到了一份工，在一间小厂当杂工。招工的人问李中标有什么爱好，李中标说没什么爱好。他被录取了。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我爱好书法。招工的让我写了几个钢笔字，然后对我说，写得真好。我沾沾自喜，以为会被录取，招工的说，我们要招的是杂工，你字写得这么好，不会安心做杂工的。那时，我们已经吃了半个月方便面，而手中的钱还够我们吃半个月方便面。刚出厂时，梦想能在关内我老师的朋友那里谋到一份美差，愿望落空之后，我们的要求越来越低，到后来，只求找一个安身吃饭之所。李中标找到这份杂工，应该说是幸运之极，但他没有做那份杂工。
李中标对我说：要么我们同时进厂，要么，你先进厂。
女士们，先生们，在我讲到这些时，我觉得这一切都已经很遥远了。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吗？当时的我，是如何坚韧地让自己活下来的。是的，活下来。那时，最大的愿望，只是让自己活下来。你们，这些端坐在上面的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腾飞了，可是你们有谁知道，这廉价的劳动力提供者们，当初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媒体暴出一些血汗工厂，会吸引大家的眼球，可你们是否知道，当时的南中国，血汗工厂，不过是一种常态。是的，说起这些，我会激动。因为我要大声呐喊，我要说出这些即将被尘封的现实。
人是健忘的。如果不是回去收脚印，我都忘记了，我和李中标，曾经是那样的兄弟。许多年后，当我和成为大企业家的李中标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居然已不再感动。
李中标见我不吃东西，也坐了下来，看着手中的方便面，说：他妈的再吃两天会疯掉的，现在闻到方便面就想吐了。
我说：再过几天，方便面都没得吃了。
我想起来了，这一天，我和李中标，从我们住的烂尾楼，一路往北，走到东莞长安，沿着长安镇，一路走到虎门大坂地，上午我们走马路的北面，一家厂、一家厂地问。下午我们走马路的南面，一家厂、一家厂地问。
实在不行，老子就去抢劫。李中标说。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同一层烂尾楼里，那些四川人也不说话了。大家都累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女孩，女孩也是黑而瘦的，但五官姣好，看得出，在晒黑之前是个美女。女孩进来，很兴奋地说她找到工厂了。于是，烂尾楼里热闹了起来。那是个四川妹子，大家叫她阿梅，和她一起的另一个女孩，叫阿喜。具体叫什么名字，当年的我没有问过。她们两在烂尾楼里住了一个星期。晚上找工后回到烂尾楼，大家都爱和她们说话。这个大家包括李中标。阿梅说她找到工作了，在一家玩具厂当品管，而和她一起的阿喜还没有找到工作。阿梅的欢喜和阿喜的失落在这个傍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们大家都为阿梅真心高兴。阿梅收拾了她的行李，将余下的几包方便面给了阿喜。她安慰阿喜别失望，一定会找到工作的。阿梅离开了烂尾楼，阿喜去送她，送了很远才回来。
阿喜回来后，就蜷在地板上那破凉席上，再没有说话。
天就这样黑了下来，一如大家内心渐渐沉入的绝望。烂尾楼里开始还有拍打蚊子的声音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不一会儿，就只有呼噜声了。1994年的我和李中标也入睡了。当时的我们也曾梦想过未来。我们的未来很简单，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最好能按时发工资就谢天谢地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而李中标则成长为大企业家。看着烂尾楼里熟睡的人，看着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脚印。层层叠叠的脚印证明我在那烂尾楼里住过的漫长时光。我想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那些让我一直愧疚的往事，我想去提醒1994年的我，做我该做的事。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提醒是无用的，该发生的一切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