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女士和先生：
你们还记得吗，我之前说过，我在写一部书，书名叫《荒原纪事》，我说过，我的抑郁症，与这部书有关，事实上，我犯下的罪恶，在这部书里，也隐约有所指。如果你们同意，今天，我想对你们说说这部书。如果我有幸被你们判定们有完全刑事能力的人，我将被执行死刑，我希望有人知道这部书的存在。
这位先生，您不感兴趣？是，您的时间宝贵。那么，我请求，让我讲一讲，我几次所写的不同的开篇。这是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请求，宽厚仁慈的您，想来一定会宽容我。再说了，这部书，有助于你们了解我。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再说那部未完成的小说？
就在昨晚，回到监舍后，我的灵魂再次逃离肉身去收脚印。但这一次，我收回的都是关于我写作时的脚印。我写作时，喜欢坐在黑暗的房间，双脚稳稳地落在地上，所有的脚印，差不多都深深地印在了地上，一层叠着一层，像历经风雨的石头。现在，我的掌心里就握着这些脚印。这些脚印，能让我轻松地背诵出我写下的文字。
什么？你们需要商量一下？那好，我等着你们商量的结果……我非常感动，你们给了一个将死之人最希望得到的尊重。而我那未曾见天日的小说开篇，也因你们的宽容与仁慈，第一次有了倾听者。
我先背诵我写下的第一个开篇——
第一章：野草。
在第一章的章节下，我写下了一行题记，取自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是我的罪过。
下面，是这部书的第一小节——
2012年，我叫云雀。1994年，我叫北川。
2012年，云雀还活着。1994年，北川已经死了。
活着的云雀，被人称之为云总、云女士、云老师，所谓的杰出青年企业家、政协委员、明星老板……头顶诸多光环。我出入上流社会，参加时尚派对，是慈善晚会的明星，有时还参加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充当包括选美、相亲、求职等节目的嘉宾。我似乎无所不通，在各种领域夸夸其谈。我甚至还谈论政治，把自己打扮成公知。我锦衣玉食但关心底层。在两会期间，我是记者们重点围追的明星委员，我的提案内容，我的发言，会在平面媒体占据仅次于政府要员的版面。我谈论自由、民主、改革，在需要激进的地方恰如其分地激进，在需要温和的地方恰如其分温和。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更不是中间派，我是人道主义者。我的粉丝在网络上为我开设贴吧，谈论我的言语、造型，甚至津津乐道我丰满的胸脯有没有垫过硅胶，是否去韩国整过容。当然，还猜想我的身世，认为我背后有某位政坛要人，是某位高层的契女或红颜。我的观点主观而肤浅，但这不妨碍我受到追捧。年轻，漂亮，性感，富有魅力。我泰然地接着受男士们的赞美与爱慕。这样说吧，总之，活着的我，风光无限。
而那个曾经的北川，被人称作北妹、三无人员、盲流……背负着诸多的屈辱，损伤，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这个时代被刻意忘却的羞耻。她像一条丧家之狗，奔走在南方的大地上，餐风宿露，饥不择食。她像一只惊弓之鸟，躲避着治安、烂仔。支撑她活下来的，是心中的仇恨和复仇的赤焰。许多年以后，夜深人静时，我会想，是什么将北川变成了现在的云雀？是苦难？是屈辱？还是……这一切，都源自木头镇。
那么，我该说说木头镇。请您原谅我，一提到瓜镇，我的心情至今无法平静，我不能心平气和地描述那段往事。事实上，自从十九年前离开瓜镇，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十九年过去了，只要一闭上眼，我还能闻到那个春天的气息，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春天的木棉花开得格外艳，从7号监仓那高而小的窗口往外望，能看见一片荒芜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荆棘与野草，一株高大的木棉花开满艳红，如同一片无声的火，那红，无端地让我感觉到冷。木棉树的上空是灰蓝而压抑的天空，偶尔，会看见一只云雀的影子划过。那时我就会羡慕起云雀来，它们是那样的幸福，自由自在，想歌唱就歌，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许多年后，我给自己改名云雀，就是为了纪念那失去自由的时光里我对自由的深沉的渴望。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知识份子，还是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我的讲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青色彩，这其实是我很警惕的。特别是录完节目，我喜欢开着车，到远离都市的小镇，在那些工业区里停下车，走进穿着灰色工衣的人流中，或者在工业区的路边摊上吃一串麻辣烫，我是在提醒自己，不要被生活的假相迷惑了心智，不要忘了自己的过去。然而，现在的我，站在那灰色工衣的人流中，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当我坐在路边小摊吃麻辣烫时，总能引来异样的围观。我知道，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已然有了隔膜。但这样经常回到工业区，依然会让我减缓堕落的速度。曾经的噩梦、恐惧已然远去，而屈辱却像春天雨后的瓜蔓疯长，长年累月，终于结出了累累的果。看看，我说远了，在木头镇，我呆了七天，而那七天，成为我生命黑暗的开始。从此，木头镇成为我的心病。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回避木头镇，然而木头镇却以它无情地存在横亘在我的生命中。我无处可逃。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需奔波在广州和深圳之间，那是我获得自由之后，为生活的腾飞积蓄力量的一段艰苦时刻。但经历过了在木头镇的七天牢狱之灾，以及后来三个月的流放生涯，我想，我是在鬼门关前转过一圈的人，命运让我一无所有，包括尊严。但那段生活却也成就了我，在后来的生涯里，再苦再累，我都会看得云淡风轻，因为那些苦与难，与失去自由与尊严，时刻命悬一线相比，显得那样不足挂齿。因此，当我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奔波在广州和深圳之间时，我那种拼命三郎的劲头，让我的同事们望尘莫及。为了拉到哪怕一笔小小的生意，我也会使出所能使出的一切。我很快在公司脱颖而出，当然，我也被那些因羡慕而生出忌妒和恨的同事们非议，认为我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为了一笔小小的订单也可以和客户上床。我对她们的议论报以冷笑。我是和客户上床。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回到木头镇，不能再受到那样的侮辱与损伤。我曾经发誓，要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在为此而努力。当然，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的成就，更没有想到，我会梦想成真。那时只是有一些并不那么清晰的梦想，或者说一个如影随形的念头，让这念头转变成行动的，是五月，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男人，在后面，我将带你们认识他。我现在先说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时我奔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而最合适选择的交通路线是广深铁路，后来有了和谐号。广深铁路中停四个站，从广州出发，依次是石龙、东莞、瓜镇。我无数次坐在当时国内首列准高速上，看着列车上的显示屏显示着“下一站瓜镇”的字样。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看那行字，不看也无法回避，列车里的播音员用普通话、粤语和英文重复播放着“前方到站，瓜镇，列车停站时间短，请到木头镇的旅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每当这时，我都会将头埋在座位前的小桌板上，一股彻骨的寒冷仿佛从1994年的春天袭来。然而，列车在木头镇停下了。一些人下了车，一些人上了车。下车的人与上车的人，在我的意识里，都像一些剪纸，扁平、飘浮，没有生命气息。这时，我的身体会发身一些奇怪的反应，就算是在炎热的六月，我也依然会觉得寒冷。上下牙齿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响声，响声越来越急促。我像一尾被扔进了冰箱的活鱼，在垂死挣扎，我的血液冻成了冰渣，好在停车时间只有一分半钟，每次在我感觉要被冻僵的那一瞬间，列车重新开动，我的身体开始复苏。每一次经过瓜镇，我都要经历一次被窒息的考验。这成为了我的秘密。
好像扯得有点远了，我还有一个身份，秘密组织“瓜”的大姐。
或者可以说说我的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所做的事，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公平与正义，我们给有罪者以应有的惩罚，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罪孽深重却逍遥法外。他们或者钻法律的空子，但更多的是因为执法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因此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然，我不是万能的，我们这个组织也不是万能的，我不能让所有有罪者受到惩罚，我也没有这样的野心，你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只是想在这失衡的天秤上增加一点砝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一点正义与公平。你知道了，我曾经是打工妹，瓜的主要成员都是打工妹，我们惩罚的对象，就是那些或打着公权力旗帜践踏着打工者们的那些罪恶的灵魂，包括无良资本家。我们选择惩罚的对象很小心，在除掉那些人后，我们会在他那丑陋的尸首上放上一张判决书，会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指明，让世人知晓，根据刑法，他们个个死有余辜。这是一项复杂而烦琐的工程，因此，我们并不追求量，而是重质。自从组织成立之日起，我给大家订的任务是每年惩处一个人，但这个人的处理，一定要做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会通知媒体，让他们蜂拥而至，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驾轻就熟，我有着良好的媒体资源，我深知那些媒体的老编小记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新闻。《水浒传》中说，武松杀人之后会蘸了血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样太过血腥，我们不这样，但我又不想让无辜者受到牵连，我会在审判书的末尾，印上我们组织的logo——一枚瓜。是的，一枚瓜，八枚瓜瓣紧紧抱在一起，象征着团结互助；金黄色的线条柔弱中带着刚硬，像我们这些女性，平日里妩媚动人，但到了行动时个个是冷静刚毅的杀手；瓜蒂上一朵黄色的花，那是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华，瓜柄上一枚翠绿的瓜叶，那就是五月。你知道了，这是一枚尚未成熟的瓜。这个logo是我自己设计的，倾注了我的情感和我对瓜这个组织的定位。设计好后，我突然有一种预感，这个组织将由八名姐妹和一名男性组成，八名姐妹是瓜的八瓣，一名男性是那枚瓜叶。
没人会想到，我这样一位成功的女性，一位千娇百媚的明星企业家，会是近十年来一系列谋杀案的主谋。我苦心经营的瓜广告公司代理着诸多媒体的广告，从政府官员到三教九流，我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我的身份成为了最好的掩护，这是“瓜”从成立至今十年一直未被警方破获的缘故。而且，在民间，甚至某些官员、警察们，在私下里和我谈论到瓜和瓜干下的一票票轰动性的案件时，他们在情感上会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当然，他们限于自己的身份，也会因为瓜的存在而头痛。当第一位受到惩罚的恶棍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死在酒店，他的尸体上放着一份措辞严谨的判决书时，整个城市都轰动了，那时，互联网尚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但媒体的跟踪炒作推波助澜，为瓜做了第一轮宣传。而我设计的这枚“瓜”，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我们很快被警方定性为有组织犯罪团伙。第二年，我们在同样一天，再一次让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位犯罪者受到惩罚时，媒体的欣喜与疯狂可想而知。因此，当第三年，刚过完年，人们从春节长假回到工作岗位，尚未进入工作状态，需要有一些新的劲爆新闻来刺激大家的神经，而对春晚的议论显然已成为鸡肋，媒体的大编小记们像猎狗一样抻长着鼻子，在四处捕捉可以成为标致性事件的新闻。然而这一年似乎特别平淡，大编小记们都失望之极，他们开始策划新闻，于是，第三年，对瓜是否还会准时出现的猜想就成为了讨论话题，甚至还有人根据前两次死者经历的相似之处，开始猜想这一年受惩罚者会是什么人。我喜欢这样的效果，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第三年，我们依然没让大家失望，一个该死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死在了合适的地方。显然，我们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大家的神经。我曾经无数次的听生意伙伴、记者、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律师和警察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瓜，这样的时候，我不动声色，但我会从大家的谈论中来完善方案，规避风险。几年下来，我们的组织有了一些名声，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当然，也有质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当然，我们也成为了让政府头疼，特别是让警察颜面扫地的邪恶组织。所幸的事，警察目前尚未怀疑到我。谁也不会想到，作为一名成功的青年企业家，头上顶着那么多让世人羡慕的光环的云总会是瓜的负责人。但是，近一个月来，我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危险来自何方。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行这样的判决了。知道我这个身份的人，现在只有五月、画眉、白鹭、喜鹊、黄莺。我的这些好姐妹，她们都是五月物色来的，而且都来自瓜镇。这两年来，五月先后物色了几个女孩子，我一个也没有看上。我有些累了。我对五月说，有一天，我累了，就跟他一起隐居，或隐于市，或隐于野，或周游世界。我要给他生儿育女，做他的小女人。也许，这一天明天就到来，也许，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而我未了的心愿，是因为，在我的复仇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未能抹去。说出那三个字——黄德基——那是我一生悲剧的开始，也是我复仇之火的点燃者。许多年前，当我从故乡来到南方的第三天，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我，遇到了黄德基，于是，我的悲剧开始了。那件事后，我发誓，要成为强者，只要能达成这目的，将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