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是因为不得不辜负程太太的一片好心，钟欣愉也谢绝了程佩青的资助。
女子银行的报酬仅够日常开销，总算她那段时间一门心思读书，期末考到奖学金，一年一百个大洋的学费才不至于没有着落。程佩青便也没再坚持，但对她的感想却是更好了。虽然她避嫌，几乎不再到程府去。他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她，或到银行，或到沪大，问问她的功课，谈谈银行业里的事。
就这样升到三年级，跨入1933，大萧条开始以来中国人最困苦的日子开始了。
日本占了山海关，又占了热河。但国民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仅寄希望于国联向日本施压，使其自动退兵。日本对此的回应也十分干脆，那就是索性退出了国联。
与1931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抗日”似乎已经成了等同于共产党的标签之一。学生中间的激进分子少了许多，尤其是在沪大商科。
沈有琪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戏谑地跟钟欣愉说：“此地本来就是一帮最实际的人，出来上学之前，家里爹爹姆妈都关照好了的，用功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之后或者留洋，或着进大洋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领优厚的薪水，养一份人家。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能住进租界里新造的石库门房子。家里蜡地钢窗，花园里铺草皮，种英国玫瑰。再生几个小孩。女儿从小学芭蕾和钢琴，儿子全都像西侨家里小少爷那样，穿海军领子反穿衣，背带西装短裤，及膝袜子和小皮鞋。长大以后，统统送进教会学校，讲一口好英文，然后再送出去留洋，回来大洋行里做事。”
钟欣愉听得要笑，却也觉得形象生动。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但对实事的议论却还是会有。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间聊天。
其中一个男学生抱怨外面的游行，说：“一个农业国家凭什么跟工业国开战马路上那些喊抗日的人，不过就是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群氓而已。”
严承章正好走进来，从讲台上捡了一截子粉笔掷过去，直接打在那个男学生头上。
男学生转过脸来看着严承章，有点懵了。
严承章说：“那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
“我是什么”男学生涨红了脸嘴里嘀咕着，自觉并没有错，只是不敢把那句话说出来，我跟他们就是不同的。
“你站错位置了。”严承章一字一顿。
接下去的那堂课讲的是国民政府整顿币制，发布“废两改元”的训令，可到最后似乎跑了题，话说得有些过头了。
严承章对他们说：“如果当权者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他人，那么从他们做出这个决策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们并不等于中国，至少我相信你们，都是可以为中国的金融自主做出些什么的人。”
听见这几句话，沈有琪便担心他会有事。过后果然有学生到校监那里告状，说严承章是共产党。系里没查出什么证据，还是找严谈了话，叫他谨慎言行。
沈有琪听说了，课后跟着追出去，对严承章道：“老师，我去给您作证。”
严承章脚步未停，回头看了她一眼反问：“你给我做什么证啊证明我不是共产党”
有琪语塞，倒有些尴尬。
他这才笑起来，安抚她说：“不用，不会拿我怎么样的。此地是美国教会的大学，但我们终归都是中国人。”
钟欣愉在旁边听着，却有些别的感触。曾经所有人都狂热的时候，严似乎是最置身事外的那一个，可现在却又不同了。
在沪大的最后一年，钟欣愉还是在女子银行勤工俭学。柜面做熟了，又调到楼上总处。她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时常受到嘉奖，留下来做正式行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但也就是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高价收购白银。
据说当时所有从上海港发出的船只，无论客轮货轮，全都夹带着偷运出去的银子。
后来甚至就连银楼里打首饰、器皿的用料都需要从日本进口，一种极薄的银片，卷成一卷，等于是用极其平抑的价格把银洋卖出去，简单加工之后又高价买回来。
一时间，中国白银外流，现金吃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都能看见饥饿的农民逃难到上海来讨生活，时不时又听说哪家工厂破了产，先前发的债券和股票全都变成了废纸。
银钱业内也不例外。开办几十年的银行周转不灵，或重组，或破产，崩盘倒闭的小银行和钱庄票号更加不计其数。储户们也有了戒心，纷纷提了存款，宁愿买成金银，砌进自家的墙头里。
沪上银行公会向罗斯福发电，呼吁美国政府停止白银政策，电文里说：敝国人民已备受苦难，目下又深陷经济不景气之危，希望贵国大总统保障银价安定，庶几敝国数万万人民不致受此厄灾也。
与其他金融界人士一样，程佩青也在函中署了名字，却只是一个随大流的行为，过后见到钟欣愉，又对她苦笑，说：“事关铜钿，就像打仗。人家是转嫁危机，为了给自己人吃饭。我们呢跟人家讨饭吃，那到底给不给就要看人家的脸色了。官家不管，中、中、交行也不管，只晓得在戏园子里争风露脸……”
钟欣愉听出他的言下之意。中国银行的总裁走英美一派，捧梅兰芳。副总裁亲日，捧程砚秋。两下里不和，已是上海滩银钱业里都知道的事情。
后来也确如程佩青所料，那封电函发出去，根本没有收到美国方面的回音。
又过了一段时间，地产仍旧呆滞不动，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都呈现出疲敝之态，很多商票都兑不出来。银行随之紧缩业务，放款极其谨慎，于是便又有更多的工厂和商号破产。
女子银行和申商储行也不例外，减发了股东花红，甚至裁去一些职员，用来增加呆账准备金。
看着这架势，沈有琪自嘲时运不济，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吃辛吃苦做了四年，眼看总算要大学毕业了，居然一头撞上了这么差的市面。”
钟欣愉当然也有这个自觉，知道这时候不大有可能再雇佣新行员，要是凭着程佩青的那一层关系进去做事，又实在太难看了一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程佩青重又跟她提起出去留学的事情。她犹豫着，犹豫着。
几乎就是在最后一刻，严教授告诉她一个考奖学金的机会，替她报了名字上去，安排好了一切。
她坐火车去北平参加考试，隔了一段时间放榜出来，录取了。沪大同去的人里面只有她一个。慢慢就有传言，说是授奖的人想要有个女学生做点缀，所以才选中了她。
钟欣愉没有理会，她知道自己的履历很好，卷子做得很好，面试上的表现也很好，但难免还是有一丝怀疑，这笔奖学金也许与程先生有关，因为那所大学恰好就是他的母校，推荐信也是他替她写的。
收到宾州寄来的入学许可，她去程府道谢。
程佩青十分高兴，却又说：“怎么谢我呢你是凭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钟欣愉赭颜，感觉像是点破了一个不该点破的秘密，紧跟着解释了一句：“不光是这一件事……”
程佩青看着她，脸上忽然有种复杂的表情，但最后只是道：“你知道吗你总是让我想起你父亲。”
钟欣愉低下头，一时失去言语，又觉得愧对这句话。父亲为了一句承诺而死，而她，只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她其实并不想去留学，也不知道这么做究竟会有什么意义。之所以去做，好像只是为了不辜负别人对她的期望而已。
比如杰米，说不要让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比如虞经理，说你要做新女性的楷模。比如严教授，说你们这一辈可以为中国金融自主做更多事情。再比如程先生，说你让我想起你的父亲。
相比其他，她尤其愧对于这句话。
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离开了上海，在1934年的秋天。
邮轮离港的那个傍晚，许多人在甲板上对着码头挥手，或者欣喜，或者不舍。她却觉得自己是在与曾经一部分彻底地分离，也许是永远。好或者不好，她不知道，只是像其他人一样朝着码头挥手。程先生站在那里送她，还有沈有琪，方才道别的时候满不在乎地对她说：“走吧走吧，别再回来了。”这时候却两只手拢着脸在哭。
邮轮顺江而下，甲板上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她久久站在那里。
驶出江湾的出海口之前，途经太平码头，她似乎在那里的栈房之间看到一点细微的红色。可惜深秋的天黑得太早，那时已是暮色苍茫，哪怕是她这样的一双眼睛，也辨不出那究竟是什么。
船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三等舱房里有不少出洋念书的年轻学生。别人打牌，聊天，很快就混熟了。她却总是置身世外的态度，只偶尔跟人借书。天气不好，就窝在舱房里看，天气好的时候，坐在甲板两侧的帆布椅子上静静地读。小说，诗集，大多不过脑地忘记了。只有一句诗叫她一直记着——我给予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那是《英文诗两首》中的第二首，名为《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作者博尔赫斯，献给一个名字叫做贝阿特丽斯的女人。
听起来像是首情诗。但之所以让她印象深刻，却与情爱无关。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她渴望拥有说出这句话的机会，却又觉得永远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