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漂了一个月，邮轮泊入旧金山码头。钟欣愉带着简素的行李下船，排队在入境处登记，终于踏上美利坚的土地。而后又坐火车，辗转去到费城。
程先生安排得很好，一路都有当地的朋友照应。奖学金也算得充裕，除去学费，足够她过舒适的生活。
但她还是选了最俭省的住处。那是一座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寄宿舍，房子很旧了，窗口对着冬天萧瑟的街景。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副桌椅，一只衣柜权当隔断，柜子后面就是盥洗用的水池。
墙壁很薄，传来隔壁无线电的声音，播放的却是她曾经熟悉的舞曲，叫她一瞬恍惚。直到用堿水洗去墙上的脏污，在旧床垫上铺开远道带来的朝阳格子布床单，她才慢慢觉得有几分真实，这里就是她将来生活的地方了。
不久跨入新年，一月份，研究院开学。她去学校注册，发现除了她之外，此地少有中国留学生，更少有女学生。而兼备这两个特征的，只有她一个。教室里总是一片西装的灰蓝，教授从来不叫她的名字。也许是想避免尴尬，怕她答不上来，也许只是嫌发音太麻烦。
而她只能埋头读书，为的是对得起付出的学费。她还是觉得这笔奖学金与程先生脱不开关系。
她很少有时间在寄宿舍公用的炉子上做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面包充饥，每天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匆匆往来，常常只留下她一个人，亮着最后一盏灯。
她不在意辛苦，只怕集体作业，没有人愿意要她。尽管那时已经考过几次试，而她每次都名列前茅，却还是要靠教授摊派，才有地方去。
同组成员都是男学生，比较有涵养的那一种，也一定读过几本毛姆，不致于当面问她奇怪的问题，比如裹脚是怎么回事你的鞋子里有没有塞棉花他们只把她当作是个负累，做不了事，却要拿分数的那一种。起初相处难免有些尴尬，慢慢熟悉起来，又说她长得像黄柳霜。那是个华裔演员，身材修长，穿旗袍，梳髻，总在好莱坞电影里饰演妖女。大约也算是一种恭维。
每次聚在一起讨论，煮咖啡总是她的工作。在她强烈要求之下，他们才分给她最简单的任务。但轮到下一次，却发现还是她做的那一部分最像样。
他们交换数据，检查修改。她一个点一个点地提问，锱铢必较地与他们争论。
“嗨，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他们笑着打断她，叫她别太激动。
“我只是在讨论问题。”她解释，明知他们只是挽尊，还是觉得无力。
作业终于完成，组员们相约去学校附近的酒馆，也礼节性地邀请了她。但她答应下来，他们又觉得意外，表情微妙地面面相觑。
几个人坐到酒馆里，聊天，抽烟，喝威士忌，渐渐当她不存在。但她没有告辞离开，一直坐在旁边听。别人大概以为她赌气，其实却不是。
酒桌上聊起杰西·利弗莫尔，一个从五美元起家，赚到五百万的股票大作手。期间两次破产，两次东山再起。1929年纽约崩盘，他做大空头，转眼身价两亿。再到前一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证券交易法出台，他第三次申请了破产。最近又传出消息，说他老婆开枪打伤了儿子，他自己被俄罗斯情妇起诉，而后心脏病发。是否还会有第三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打赌。
而后又聊到最近报纸上看见的案子，纽约警察逮捕维克多·拉斯蒂格，诈骗界的圣杯，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曾经卖掉过埃菲尔铁塔，发明了美钞复印机。这一次被联邦探员盯上，也还是因为假钞。他在匹兹堡被捕，当时身上穿着刺绣精美的天鹅绒烟装，看起来像一个老派的欧洲绅士。以至于FBI一度以为抓错了人。就连维克多自己都觉得奇怪，说：“照道理你们不应该抓到我的呀。”
说的人惟妙惟肖，众人听得都笑起来。钟欣愉却想起从前，杰米，蓝皮，还有父亲牵扯进去的那件旧案。那些疯狂的人生，攀到顶峰，又落到谷底，你以为他死了，他偏偏活过来。
“你们玩儿牌吗”她忽然开口问。
所有人都一怔，疑惑地看着她，但最后还是点了头。因为好奇。
那天晚上，她和他们打了一次扑克。此地的规则与上海稍有一些不同，她很快就弄明白了，然后当场口算给他们看，每一种组合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应该选择加注还是弃牌。盲位轮了一圈，她赢得所向披靡。
但她也只玩过这么一次。因为所有人都禁止她再参加他们的牌局，说她心算的速度相当于作弊。
自从那天之后，再也没有人不拿她说的话当回事。自从那天之后，她又退回到那个女学生刻苦却乏味的躯壳里。
此后的两年，都是如此。
除去读书，她没有朋友，也很少参与留学生的聚会，不管是吃饭，麻将，还是假期出去旅行。
也曾有两个人追求过她，一个是从北平来的，另一个是当地华侨的孩子，都被她拒绝了。华侨很快另外有了女朋友，北平留学生则在背地里说她活得像个尼姑。她自愧弗如，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尼姑的信仰。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她开始做论文，写的是外汇本位制度对纸币可能产生的影响。教授对她很宽容，也许太宽容了，每次去面见，总是说：“你写得很好，出乎我的意料。”
她甚至猜想，不管写的是什么，只要把所有单词拼写正确，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
临近毕业，市面仍不景气，到处都能看到失业的人。很多几十年资历的银行家办公室都接不到股票承销的业务，开始做商业票据的生意，赚不起眼的佣金。她寒暑假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勤工俭学的工作，还是得靠着程先生在这里的关系。
她写信回上海，委婉地询问归期，因为国内的局面似乎好了一点。1935年末，法币发行，一改之前的银根奇缺，市面初露昭苏的迹象。
但程佩青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叫她暂勿回国，末尾一句话：中国金融已死。
她略知道一些国内的新闻。除去发行法币之外，财政部突袭金融界。几家大银行都入了官股，说是要针对眼下的危机，施以救济。但凡是局内人都看得清醒，知道这不过就是想把民营资本国有化。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一切。
不知是先见之明还是凑巧，仅仅几个月之后，就传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
那是1937年的夏天。
她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还有中国学生之间的传言。
日本人的旗舰出云丸停在黄浦江上炮轰华界，陈纳德率空军反击，许多市民聚到江边观战，都以为炮弹绝对不会落到租界里。但仅只一瞬间，遍地都是残缺的肢体，被气浪抛得到处都是，烧到面目全非。
记者把这一天称作“血色星期六”，说“城市平民遭受到了史上最严重的空袭轰炸”。当时可能没有人料到，这个纪录将会被一次接一次地刷新。以至于后来再想起这句话，只觉得讽刺。
宝山几乎被夷为平地，倾泻而下的燃烧弹将闸北变成一片火海。大火连续烧了几个礼拜，整个城市上空都飘着轻柔的灰烬。
日本海军陆战队蜂拥上岸，在虹口公园里驻起营地。坦克碾过马路，从“小东京”一直开到北火车站。那里巷战频发，原本繁华的街道现在成了屠场。
尽管身在几千公里之外，在美的留学生和华侨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旧金山办了抗日救国筹饷会。纽约华人洗衣馆联合会甚至捐赠了一架飞机，叫一群年轻女学生身穿旗袍，站在前面拍照。还有各地举办的援华游行，举着英文标语，一路走到日本领事馆前面示威。
程佩青又来了电报，特为提醒她不要掺合这些事情。
钟欣愉猜到他的意思。此类活动大都由美共中国局组织，参加的人里面既有留学生，也有华裔工人。打出来的标语除去支援抗日，比如“Weshallfightuntilwewin！”或者求捐物资善款，比如“CampaignformedicalaidrelieftoChina！”也有些别的，就好像“Clothingworkers，yourplaceisinyourunion！”“Staywithus，youcangetbettercondition！”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似有预感，程先生对她已经有了安排。
果然，又过了几个月，程佩青随代表团来到美国，说是为了协助战争借款的事情。驻美公使馆的商务参赞不大懂金融，把国内的银行家数了一遍，想来想去也只有程先生，国际汇兑和债券承销都做过，跟美国几家大银行都有不错的关系，被国民政府聘了做特别顾问，负责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经济顾问室，并且雇佣几名研究员。
事情来得仓促，地方是临时找的，先在一家旅馆里长租了一个大套房，卧房改成写字间与会议室，客厅里摆了两排写字台。几个月之后，大使馆空出地方，才让他们搬了进去，有了个比较像样的公事房。
招来的研究员都是在美的留学生，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各个履历骄人。
而钟欣愉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
于是，大学里集体作业的场景重现。
同僚们起初只当她是秘书。有好几个头一回来面试，从外面走进来，很自然地摘下礼帽递给她去挂好。直到正式录用，互相介绍之后，才知道她跟他们是一样的身份，多少有些意外。
但煮咖啡的工作还是交给她了，也常有人品评她的穿着，甚至连眼光都差不多，说她长得有几分像电影明星黄柳霜。
还有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整个写字间搞得像瑶池仙境。这些人都受西方教育，自诩绅士，要是在别处，总会问一句“小姐是否介意”，但在这里不会。是她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而钟欣愉也是真的不介意，与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这些都是最无关痛痒的枝节。
国内的战事继续演进，顾问室不断收到越洋寄来的材料。在此地工作，不光可以看到战地新闻，还有更多的统计数据。
近千家工厂被毁坏，60万人失去工作。工业损失5.6亿，对整体损失的估计更是从10亿、20亿一直攀升到了30亿元法币。确切数字几乎不可预料，其中还未包括8亿多美元的外国投资。
仅淞沪一役，几个月的时间，上海这个民国最大的城市便丧失了70%的工业生产力，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了数十年。
流离失所者更是以百万计，无数难民涌入仅10平方英里的租界，数周之内人口从150万暴涨至400万。共计175个难民营被建立起来，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瘟疫之后，又有寒冷来袭。那年岁末，租界卫生处收到了至少十万具尸体。
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和平世界，他们这群研究员所做的，也就是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整理造册，作为争取战争援助的依据而已。
报纸上说：天下第一军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虽然淞沪沦陷，但却破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且为工业界留出时间，成功将重要设备转移到了后方。
文章写得很是让人振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转进”，就是撤退的美称。
而且，顾问室里全是学经济的，势必想得更深一些。战局到了这一步，他们几乎都对后来的发展不抱任何希望。
原因只有一个，却又足够致命——钱。
国土沦陷得太快了，工厂设备可以带走，但钞票却很难。他们根据法币的发行量和流通数据做了推测，至少还有十四亿沉淀在华北，八亿在华中与华南，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币被留在了日占区。倘若被日本人收兑，拿到租界市场上抛售，法币的汇率肯定是要崩溃的。
当然，也有过一些争论。
有人稍稍乐观一点，说：“英美在租界还有大量房产和工厂，都要以法币计价，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他们不会不管的。”
“那要是都推到后方去呢”耶鲁毕业的那位反问，“战时物资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川渝地区运输不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货币集中到那一小块地方，后果不敢设想。”
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方语塞，无奈摇头。
耶鲁又补上一句：“到时候买不起粮食、药品、武器，国民都饿死病死了，后方大乱，还谈什么全面抗战”
正方勉强挽尊，说：“如今之际，也只有争取国际援助了。你我虽然身在和平世界，但做的事或许比前线的战士更有用吧。”
这话倒是听得入耳，几个人都笑起来，又各自回去桌边继续译写材料。
不一定，钟欣愉却在心里这样想。
她不曾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写了一篇报告交到程佩青那里。但也是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程先生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保持着体面的距离。而她，也不想让自己显得特殊。
此后数月，战线推进的速度终于缓慢下来，战事陷入胶着。股市汇市却是险象环生，顾问室最初预测的那些情况一个个地应验了。
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擡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
不一定。钟欣愉却还是那样想，但也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只是继续关注着国内电报过来的数字和相关新闻，与之前那份报告里的分析做比较。甚至还有日本的报纸，她起初请人翻译，后来干脆自己开始学日语。
除去此地的工作，程佩青仍旧在申商储行任着董事，常有些合同、书信从上海那边过来需要处理，也都是她在帮忙。
她于是便成了顾问室里最忙的人，常常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从来不与人闲聊，有时用一杯咖啡充做晚餐。
常有同僚对她说：“钟小姐这么忙啊”
她笑笑，也就过去了。倒不是敷衍，而是她不能确定这是揶揄还是疑问，你到底在忙什么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有没有用。
她有时觉得，他们这些人就像是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在远离战场的地方高谈阔论。其中也包括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