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顾问室，已经是深夜了，大使馆的汽车送钟欣愉回去。
她坐在后排位子上，隔窗看着街景。夜幕下，马路空空荡荡，原本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变了，变得与她全无关系。
回想几个小时之前的决定，她的动机或许就是那么简单。武官的那句话仍旧反复在耳边响着——什么背景都没有的一个人，要除掉也是很便当的。
她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正如她当时所说，如果有一个人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也只能是她。
直至摸到手指上的戒指，她方才想起来，还有艾文。
隔天，便发了电报到纽约去，说是上面开会，要她跟着去做翻译，得有一段时间不能联系，他的毕业典礼肯定赶不上了，原定去注册结婚的日子也不再作数。
艾文以为是官员之间的会晤，地点和事由都不能说的那一种，在电报里回了一句：Thedelayisnothing，thedecisioniseverything.Love，Evan.
钟欣愉看得笑出来，却又沉沉地心痛。决定。在她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想到过他。
接受审查的地方也是在华盛顿附近，弗州边上的一个小山庄。和她谈话的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让她叙述自己的全部经历，从小时候说起，正过来，再反过去，而后挑出其中任意的一段，一点点地细究。
这对她来说一点都不难。她早已经做过一遍了，把知微的那一部分彻底地与自己分离。
只说她和林翼是在坟山路的时候认得的，他当时是大世界小京班的龙套演员，练功受了伤，病得快要死了，被班主遗弃。房东报了巡捕房，是她做巡捕的父亲救了他，带他去看西医，照顾他，直到他康复，还替他找了一家苏裱铺子做学徒。
后来，她父亲因公去世，她被送进孤儿院，两人就此失散。直到民国十五年，学校停课，她在街上遇到他，这才重新有了联系。他当时手头已经有了些钱，想要资助她读书。但她知道他做的事情上不得台面，又渐渐与他疏远了。
故事是通顺的。甚至在去掉知微之后，显得更加通顺了。她是他的恩人之女，在他最低微最潦倒的时候，替他送过饭，擦洗过伤口。她的确有资格说那句话，如果有个人能说服他，那只能是她。
审查之后，决定下来了。他们也觉得她合适。
她的学位，经历，英语和日语的程度，全都符合这项任务的要求。她的日子也过得极其简单，隔了这两年，再去宾大打听，甚至没人知道她毕业之后的去向，有人说她回国了，有人断言她嫁了人。在顾问室的这两年，她也不曾有过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所有的痕迹都是可控的，能够被抹除的。
大约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个唯一的例外——艾文看到过的那张报纸。但既然上面认为没有问题，她也就没说出来，有人曾凭借那个模糊的影像认出了她，找到了她。是因为抱着一丝侥幸，也是因为害怕会改变上面的决定。
而后，便是训练。
那段时间，她整个人都是虚虚浮浮的，就怕有一天使馆的武官突然来告诉她，人已经除掉，一切都已结束，用不到你了。
与此同时又总是转着另一种念头——算了吧，去找程先生，说自己想错了，后悔了。因为这件事肯定不会成功的，像她这样一个人，到那种环境里去，摆明了就是送死。
但所有这些都仅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现实里，她没有退出，也没有人叫停。
训练继续着，继续着。她还是那个好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密码，日语，应对审讯的技巧，以及如何使用微缩照相机，甚至还有枪。
有美国专家教她如何在审讯中表现。他们给她讲多希尔法，比如走进来告诉她，你的事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你也许能看出来，这是在套你的话，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但实际上，能在这种时候绝对沉默的人万中无一。作为特工，你反而不能沉默，不能表现得完美。完美反而会让你暴露。
另外还有教官来教她射击，问她，以前用过枪吗
“没有。”她摇头。
那人看着她持枪的动作，却是笑起来，把着她的手纠正，说：“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像个街头混混。千万别横着拿，弹壳会崩到脸上。”
他们甚至给她做了全套的体格检查。
医生对她说了肺部的问题，又问：“你的手臂骨折过”
她怔了怔，问：“什么”
“你的右手臂骨折过。”医生给她看X光片子。她其实看不懂，只见那张负片上有个白色隆起的地方。
“我，不记得了。”她回答。
分离得这样彻底，以至于她真的以为那个在土山湾摔断了手臂，持枪对峙过蓝皮的人不是她。但其实知微一直和她在一起。
她的确是个女会计似的小人物，梳髻，穿格子布旗袍，每天伏案对着满纸的数字，但她不仅仅如此。她知道不会容易，却越来越确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
短期训练不过十个礼拜，行动也都规划好了，怎么回国，有哪些任务，每一项有多少时间，如何回报进度。
联络点在静安寺路上的贝尔蒙美发室，那是军统设在上海的情报站之一。他们会负责消息的传递，以及她任务完成之后的撤离。而在香港接收她消息的人，就是秦未平。
中美平准基金的谈判尚无结果，但老秦到底还是给派过去了，说是做一些桐油出口的工作。不确定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反正他竟成了她在这件任务里的上级。
她甚至有些好奇，顾问室里的人这一回又会怎么说，说她到底还是输给了老秦，没争到平准会秘书的位子说老秦的后台比她的硬或者传说其实是她主动退出，辞掉事情结婚去了。女人嘛，总还是得求个稳妥。
但也仅仅只是好奇而已，她发现自己并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只是继续往下走着，走着。
等到所有这些安排停当，只剩下最后一件事需要她解决。
训练结束，她离开山庄，跟程佩青告了两天的假，坐火车去纽约。
她在中央车站的电话亭里翻黄页，查到长岛安塞府上的号码，打过去约了艾文的母亲见面。
要做什么，说什么，都已经想好了，但等到真的去实践，还是脸发烫，手冰冷，浑身颤抖。她只觉荒谬，对自己说：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怎么去完成那样一个任务呢
她约安塞太太在唐人街见面，那时勿街的路口还立着“天下为公”的牌坊和一道仿制的“九龙壁”，饭店，南北货，接生孩子的妇产科，夹杂着些个可疑的门面，不知是妓院、赌场还是烟馆，汉字招牌到处可见，耳边响着广东话，像是南中国某个城市的老街。
她是故意的，因为安塞太太说过她是个勿街烟馆里的妓女。却又有种失控的感觉，因为这显然是知微才会做出来的挑衅的姿态。
但安塞太太到底还是来了，两人坐进一家茶馆，满目都是陈旧阴暗的红色。
两万银元，她开了条件，杰米留给她的那两万银元。并且锱铢必较地要求按照战前的汇价计算，四舍五入也就是七千美元。
安塞太太笑起来，几乎立刻拿出支票本子，写了一万美元。
钟欣愉坐在对面，看着她笑，看着她在纸上签字。
以至于对方不笑了，反而探究地回望，说：“你这个孩子，有时候真让我觉得害怕。”
钟欣愉没说话，只是在心里想，安塞太太一定也看见过知微。艾文却根本不知道知微的存在。
她收好支票，拿出一封信，转交艾文。信是早就写好了的，最俗套，也最现实的理由。如果他们结婚，他势必要跟家庭决裂，职业也会受到影响。他们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艰难，即使过得下去，也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他应该会懂她的意思。她是为了那笔遗产来的，但艾文的境况和他家里人的态度让她知道这不可能。所以，她退而求其次，只拿走她该得的。
他或许还是会像从前那样说，你不是这样的人。或许也会想起她当时的回答，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无论如何，当他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她应该已经去了旧金山，然后在那里登上回国的邮轮。
而大使馆里的钟欣愉，会被那位武官彻底地抹去，他不可能再找到她了。
第二天，钟欣愉回到华盛顿，很快就被安排上了飞机。
她在军用机场遇到秦未平，才知道这一程是要与他同行。
临上飞机前，看见他家里人来送行，那个在顾问室里被议论了很久的白人女子，还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应该已经上学了，另一个小一点，四五岁的样子。他俯身亲了他们，而后拥抱妻子，紧紧地拥抱。
钟欣愉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想象中他应该闭上了眼睛，深深嗅着妻子的发香，好把那几秒钟变得长一点。
一直等到起飞，两人才聊了几句。老秦倒不瞒她，说自己的任命表面上是为了桐油公司的事情，但其实与中美平准基金不无关系。日本人已经宣布加入轴心国，美国人的政策也开始松动了。
至于妻子，说是分开了。解释得很简单，因为女人是美国人，又带着两个孩子，不愿意随他去战争中的远东生活。而他在这里又找不到那么好的机会，不舍得不去。
钟欣愉听着，不禁又想起方才看到的那个拥抱，但终于还是什么都没说。
关于她的任务，两人几乎没有交流，老秦只是对她道：“有些事胜利了无法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是需要一点信念支撑的。”
钟欣愉又觉惭愧，她并没有那么高尚的理想，只是在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代价而已。
秦未平也不多言，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递给她。
“这是什么”她问，接过来展开，只见白地蓝字，上面印着“凭票祈付，国币五十元，长丰钱庄验兑”。
“这是一张银票，”他给她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而后才解释，“铺面在上海南市老城，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拿着这个，去那儿找掌柜钱老板。”
她看着他，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给她一张五十块的银票长丰钱庄独立在军统情报站之外的另一个联络点有事又是指什么呢
秦未平却没有丝毫的尴尬，只道：“那是我家的一个旧识，很有些办法，也绝对可靠。”
说罢，便再也没有下文了，侧首看着舷窗外的云。
钟欣愉也是静了许久，才道了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