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钟欣愉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诊所里做了手术。
吗啡带来温热的麻木，她在昏睡中隐约听到医生讲话，带着些德国口音，大概是住在舟山路一带的犹太人。
医生说她运道好。因为最初看到她身上的血，他惊讶这个人怎么还能活着，等到清创之后，才发现那些血大多不是她的。
他给她处理了伤口，腹部的刺伤，还有手上的烧伤。看起来吓人，但都没伤到要紧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呛了烟，她的肺部已经能听见哮鸣和啰音。来这里的路上，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其实是因为窒息。
医生说，这个症状也许会好起来，也许会越来越严重，她应该去医院。
但送她来的两个人，舒拉看着常兴，常兴没说话，医生便明白了。这是个没有执照的小诊所，什么都做，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问。
黎明之前，麻醉尚未褪去，常兴和舒拉带着她离开诊所，去江边的旅社。
常兴把她抱进女演员们的房间。旅社老板听到声音出来张望，隐约看见她衣服上的血。
舒拉叉腰站在门口挡着，用生硬的上海话说：“刚刚弄掉一个小孩，你要看吗”
这在舞女当中大概是很平常的事情，老板嫌晦气，转身走了。
门关上，舒拉也对她说：“你运道好，那个诊所没执照，但医生是货真价实的医生，你会好起来的。”
什么运道但她只是闭着眼，心里想，是跑马厅头奖，还是血巷吃角子老虎机上的Jackpot，抑或是交易所里隔夜大涨的期货
也许就在她活下来的这一刻，林翼已经死了，用他手里的那把枪自尽，或者来不及这么做，在受刑之后被处决。那些画面不断地在她眼前闪现。她并不想要这样的运道。
天亮了，舞团离开旅社。
从那里到码头还要经过一个检查站。常兴把她藏在一只箱子里。因为咳嗽忍不住，舒拉又给她打了一针吗啡。箱盖钉上，贴着中央储备银行的封条。
马四宝说过的，平常车子过路障都要搜查，只有贴着中储行封条的不用开箱。
常兴也说：“今天运道好，宪兵队的日本人不够用，这一片路上都是特别警察署的警察。”
而现在的“上海99”已经完全是许亚明和马四宝的生意了，舞团就等于他们自己人。从旅社到登船，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林翼替她想到了一切，做了万全的准备。
运道好，也许又会有人这样告诉她，但她并不想要这样的运道。
所幸，吗啡的效力上来了，拉着她遁入空明之境。时间好像又回到过去，不太远，只是几天之前，他们还在LionRidge楼上的那个房间里。傍晚日落，林翼脱了西装，站在窗前。她走过去，从他背后抱住他，下颌搁在他肩上。他回身对她笑，她便吻他，是从来没有过的投入。
直到木箱的缝隙投进一线光亮，传来路上装甲车的声音，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在做低空飞行。她稍稍清醒，这才意识到，他们竟来不及好好地告别。
搭乘的是一艘葡萄牙船，她住三等舱房，还是跟女演员同屋。船员和其他旅客便也把她当作是她们当中的一个，得了病，从来不出去走动。
船沿着海岸线南下，天气越来越潮湿闷热，舱室里充斥着脂粉、香水、汗液的气味。同屋的女演员里经常有人吵架，或者有人在哭。但她们也照顾着她，轮流给她换药，喂她喝水，吃饭，南腔北调地给她讲自己的事，逗她开心，希望她能一夜好起来。
她们其实也不知道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就像那个医生一样，一群漂泊的人，什么都做，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问。
而她气管水肿，根本不能平卧，只能把背后垫高，倚靠在床头。伤口有些感染了，她开始难忍疼痛。上船之前，常兴在犹太医生那里买了药，但也只有吗啡。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一个礼拜，她好像从来没有睡过去，也从没有真正醒来过。
因为是舞团，入夜之后，总能听见音乐声，他们在甲板上弹唱，或者跳舞。
但只有一个傍晚，一首歌，叫她听清楚了，那是laChapelleauclairdelalune，月光下的教堂。林翼第一次去圣亚纳公寓的时候，曾经在留声机上放过这张唱片。
此时回想起来，记忆中的画面如此清晰，她可以看到他站在落地灯旁，摘掉羊皮手套，拿起唱片封套，垂目看着。
船出发之后，常兴往上海发过电报，不止一封，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也许，只是也许，当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早已经失去他了。
天黑下来，舷窗像一面镜子，她在其中看到自己的脸。而后，又有一张相似的面孔渐渐浮现，叠映在她的轮廓之上。
是森山，或者说，叶少钧，又或者说，夏与阳。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名字，多少身份。但他对她笑起来，轻声叫她：“知微。”恰如最后扼住她喉咙时那样的表情，哪怕已经死了，化成了灰，仍旧自信掌控着一切。
漫无尽头的疼痛和绝望侵蚀着她，她无力抵抗，就像从前一样又一次地想，或许她天生注定如此，会把遇到的每一个人推下深渊，并且毁坏一切。
一个礼拜之后，邮轮靠进维多利亚港。才刚登岸，她就被常兴送进了玛丽医院。
不知道是公和祥码头的犹太医生并没有舒拉说得那么货真价实，还是旅途中的颠簸恶化了伤情，她在那里又听到了差不多的表达。医生惊讶，这个人怎么还活着
她又一次被推上了手术台，重新清创，缝合，而后在病房里反复着一场又一场的高烧。水肿带来的窒息，让医生不得不把她的气管切开。
她不能说话，仰面躺在那里，每一次呼吸都会发出哨鸣。她只觉滑稽，常兴却蹲在外面窗户底下哭，不敢给她看见，但还是给她听见了。
她想安慰他，对他说：没关系的，就这么结束吧，这才是我的幸运。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在那几天里，她当真以为可以在跨过那道生死之界之后，再一次见到林翼。在她的想象中，有时候，他们是现在的样子，她拥紧了他，埋头在他胸前，一直哭到没有力气。有时候还年少，两个人在坟山路弄堂里追逐，踩在水池里，再爬上一棵树，荡来荡去。有时候，年纪很大了，侧身躺在床上对望着，仿佛已经度过了一生。
就这样，直到有一天，她退了烧，医生给她撤去插管。她终究还是没有那样的幸运。
秦未平来医院看她，是她到达香港的第二周了。
他坐在病床边问她：“身体好得差不多了吧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她一时竟没认出他是谁，只觉可笑，用哑得难以辨认的声音回答：“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钟欣愉，”秦未平却郑重地叫她的名字，郑重地说，“你还有别的工作。”
她转头看他，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一句话，她已经付出了所有，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但秦未平也看着她，目光万分平静。
忽然间，她明白了。她并没有跟常兴说过平准会的事，秦未平知道她来了香港，又找到这里只有一个可能。
“金术士……”她问，也许是因为气道的伤口，也许只是胆怯，竟不敢把这一句话说完。
但秦未平已然笑起来，点点头，回答：“他通过贝尔蒙跟我联系了。”